欢迎访问:中华伏羲周易研究会
您当前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易界新闻 >> 文章内容

“易”:一种造物史观

[日期:2015-01-03]
坊间总有这样一类情况,大凡熟悉中国、推崇中国文明的人,抑或是以“传统”为吹嘘本钱的人,最乐于抬举出来炫示的,便是其对“易”的了解。更有甚者,还将此作为某种可以蛊惑人心的迷信,尽管他们大多也仅是“误打误撞”地碰触到了“易”的一个重要源头——占筮。当然,就我所掌握的浅薄知识看,这些都不值得过分“膜拜”,荀卿亦云“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
 
“易”之撰写与成书,就考古和历史学的研究看,目前仅晓得笼统的下限及范围:按其有《易经》、《易传》两个表述框架的情况讲,《经》的部分在西周建国初已积累了素材,《传》(又称《十翼》)于战国阶段开始定型,两者又都是在相当长久、宽广的时空背景下,多人、多家创作、整饬而成。进入春秋后,经、传合璧的内容在其时社会里变得分外流行,最为人所关注的那些“阴阳”辩证式说解,恐怕即此际由道家和阴阳家掺入。而《易·系辞》作为“传”的核心,则是这类观念的典型代表。另外,从版本学的角度论,随着帛(简)书《易》的陆续出土,“经文”(包括一部分“传”)的内容还出现了“传世本”与“帛(简)书本”的不同,“传世本是渊源久远的经文原貌,帛书本则是学者出于对‘阴阳’规律性的爱好改编经文的结果”(李学勤:《周易溯源》,第303、305页)。也可以说,后来的《易传》是哲学化解释《易经》简短的“六十四卦”卦象、卦名、卦辞和爻辞的专门著述。作为现代人,我觉得,通过《传》的内容来接近《经》文的表述精髓,仍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方法。
 
入汉以后,《易》已为《五经》之首,“易学”日盛。学术流派上,汉人重文字训诂和“象数”,牵系了不少天文、历算加以考辨,继而还与旁的“经典”共同催生、演变出“谶纬”一支。三国两晋时人又以老庄解“易”,至赵宋则抽象的精神化倾向日益加重,甚至将之塑造为“天理”的维系,并影响到日后的“易图学”。元明时人推崇“程朱易学”,“象数”开始朝着更能指导生产、生活实际的领域发展。至于清代,特别在“乾、嘉”时期,主流研究尤为推尊“汉学”、“汉易”。
 
然而,不管理解怎样更迭,《易》的关键价值,便是人们在日常中所翘首企盼的对因变动而来的恐惧的消除,以及对于变动的智慧化预测、控制与利用。从最宽泛的层面看,所谓“易”之“经”,不外乎是对“变”之“不变”规律,对具备“统一性”的矛盾“存在”的永恒求索。而以儒家、道家、阴阳家等为代表的古代思想者们,更彻底地将此归结为那种道德上的,自然、人群间互为地延续的终极执行范式。
 
假若我们能改换思路,不再把《易》简单当做传统“学问”表面化地去读解,而将之视为古人生存经验的最精炼总结,我想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密码”,好像与牛顿同期的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从中印证“二进制”运算那样。
 
比如,《传》作为解释经文和占筮方法的重要文献,大量提及借助微观物事——蓍草等的特定操作,能窥知“大宇宙”规律的“行事逻辑”。换言之,《传》可以从执行角度理解为一种造物过程,而《经》则是被约束、筛选后的专门化成果。文字上,这仿佛一种游戏式的“大设计”思路,而且“易”的系统本身还强调对这“过程”和“结果”的不断纠偏与重新校准。
 
“中观”层面,《易传》里爻象、卦象与物象互动,借此作者得以完整归纳出一套“圣人”依“象”成物的“制器尚象”理论。尽管就当前尖端科学的眼光看显得那样原始、荒诞,但这不妨碍我们进一步理解“经义”。可以更明确地说,“象”是“易”之内潜藏着的根本要件,没有“象”便无所谓估算和吉凶趋避,“象”是“因”也是“果”。那么,“象”,在事实上就成了“社会人”具有拣择性的“设计”观察和造物:通过“象”我们才得以推动对世界的认识与革新。
 
于是,在我的理解里,“易”还是一种超迈的造物史观。宏观层面,它是“礼”之上,人的更高级的社会“生存手册”。但,其与“礼经”所不同的还在于,后者只是运用造物,并艰难地维护着一套“莫名”的“稳定系统”,而“易”却切实关注着造物及其行为本身。
 
“易”的最大野心在于,有规律地吸纳原料,再展开创制。只是,这运动本身,还带给我们一种假象,以为在那卷舒不定的云团之外,人只有无尽的守望和等待。
 
来源:周易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