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华伏羲周易研究会
您当前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易界新闻 >> 文章内容

以戏曲解读周易

[日期:2014-08-11]

“画鬼”的学问与“打鬼”的学问

 

《周易》应当是上古籍中最难读的一部,同时也是最多人读的一部。孔子四十多岁时,着手研读《周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后韦编三绝,苦读终身。其难读可想而知。其实,在孔子,易经既难读,也应当易读。易读在于,其时去古未远,《周易》作为先民卜筮结果之记录,以及作为判断结果吉凶的社会习语,以孔子的水平,自然是一览无遗;难就难在,孔子认为《周易》是圣人(孔子心目中的文王、周公)神道设教而藏诸日用,要从这些先民的生活习语中,寻绎出大道来,当然殊非易事。

 

而后人之难易,或正相反。后人之易,一方面在于其本卜筮之书,而所系之辞又甚简略,可资发挥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故用之以卜筮,肆意发挥,他人也难置可否,此所谓“画鬼的学问”;另一方面,孔子虽然寻绎出了一些大道,但仍是片言只语,后人则因其为六经之首,皓首穷之(这也是最多人读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叠床架屋,泛滥不归,今人看来,一头雾水,同样有如“画鬼的学问”。

 

后人之易,正是今人之难。一方面难在那是“画鬼的学问”,一方面难在去古已远,古本不存,转相传抄,附会解释,本意渐掩,正本清源,殊非易事。

 

有鉴于此,黄天骥教授二十多年前给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开设古代典籍选读课,便首选《周易》。黄先生说,做学问就是要有啃硬头的精神,要厘清易学的源流,拨开易学的迷雾,使后学者知其津涯,不惮做“打鬼的学问”。

 

深道理与浅故事

 

至孔子之后,易学二水分流,一派迷于卜筮,活人无数,甚至富人无数;某香港风水师初闻黄先生在写《周易辨原》,以为可资借鉴,及一睹之下,惊呼:“黄教授,别砸了我们的饭碗!”先民对世界认识不深,遇事迷惑,借助卜筮,在情在理;今人处世遇疑,偶用《周易》卜筮之法,也未尝不可。明朝开国军师刘伯温,精通易学的卜筮之理,也确实用之于行军打仗,并曾为一本从《周易》衍生出的卜筮之书《灵棋经》作注解,国学大师余嘉锡先生论之甚详。但刘伯温同时也说,“蓍,枯草也;龟,枯骨也,物也。人灵于物者也,何不自听而听于物乎?”是绝对迷信不得的。故在《灵棋经解序》中以身说法:“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趋避,则吾闻之《孟子》矣。”即关键是心术要正,像孟子那样修养“浩然正气”,所谓吉人自有天相,半夜敲门心不惊。所以,朱元璋也说:“他的天文,别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来断,()强如他那等(阴阳风角之术)。”

 

承此,黄先生为我们破除的易学的第一重迷雾正是卜筮之迷雾。《周易辨原》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形象透彻地说明,爻辞、彖辞和卦辞虽是占卜之语,同时也是上古生活的记录。作者举了一个当今习见的例子说,所谓爻辞,就像我们今天去庙里抽签,签上的辞句往往是取自社会生活大众明白易晓的句子,许多还是日常习谚。而爻辞也是如此,是上古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一种记录,并不是巫卜师临时编凑的东西;同时,巫师占卜以后,也不可能跟占卜者说得如何抽象,必然是借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来说明。是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也。”

 

同时,《周易辨原》又告诉我们,《周易》的卦爻之辞,虽然多是习语民谣,但它们之所以被选配作为占卜之辞,自有深意———它们乃是先民们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的结晶。只不过不应该如今日的一些所谓易学大家那样,超级过度阐释。比如说,彖辞,是对每一句爻辞的判断性陈辞,并非与爻辞是连在一起的。这一点今天的象数派易学家们尤其不明白。卦辞,是对六个彖辞的一个总结性陈述。象辞则是对卦辞和爻辞的阐释,它们非成于一人一家之手,理解的差异,既受个体的制约,也受时代的影响。而我们今人治易,往往将其视为一人一家之言,罔顾其差异的客观性,非要说通它,非要说出个体系来;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早已微讽过:所谓愈成体系,则去古愈远。对《周易》这样的传统经典,我们还是谨守陈寅恪先生的教导,深具了解之同情,对先民的社会生活以至历史文化,“修旧如旧”,不要滥用现代“学术建材”。

 

新方法与旧工具

 

易学是显学,历代著述,今人多有横空立论,逞为新说,其实自欺欺人。《周易辨原》的重要品格,在于其“辨”———辨新见于陈说———既从前人的吉光片羽之中深入发掘,也从前人的矛盾观点中,呈现史实的真相。这当然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但是,诚如王国维说,学术的新进展,往往有赖新材料的发现和利用。仅此二端,显然不够。特别是对于《周易》的研究,学术界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传统的方法已经有其明显的局限性,方法上的创新,因而更为迫切;而一些方法创新的前提,正是观念的转变。比如说,戏曲是小道,以前治周易者,可以说绝不会从戏曲形态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而这,恰恰成了《周易辨原》所使用的利器。《周易辨原》在方法上的另一贡献是对于诗学原理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其把握了中国先民即事言理的形象思维方式及其表述的跳跃式的特点。比如说,每卦有六句爻辞,六句爻辞,经常看起来不连属,就仿佛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这六个意象,如果孤立地看,没有什么多大的意思,也没有多少关联;如果组合起来,作为整体来观照,再加上一个画龙点睛的“秋思”意思,则非常富有意味了。可以说,易经里许多卦的爻辞,就如同上述六个意象,而卦辞,则如点晴之题。

 

不过,《周易辨原》也同时警示对于新方法的滥用与误用;这种滥用与误用,其实是对于传统的工具与方法的无知与无能。比如说文字与训诂,乃是治易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具与方法。但是,时下的所谓易学专家,大多因为不懂,或者功力不逮,只能弃而不用,那其所治,真的只能算是“画鬼”的学问了。

 

以经治曲与以曲治经

 

巫与傩,是中国古代戏曲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国戏曲学科的建立,及其为人所重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治学方法上的以经治曲。其代表作是王季思先生的《西厢五剧注》。戏曲学科的发展和戏曲形态研究的进展,却可以反过来以曲治经,双相互动,使戏曲学科由附庸蔚为大国,成为显学。以曲治经的经典运用,目前当数《周易辨原》。比如,《周易》的卦辞和爻辞中,多有“眇能视”、“跛能履”、“瞽能视”以及“履虎尾,不咥人”之语,对于这些看似矛盾的表述,两千多年来,先是由于去巫存礼,不敢言巫,后是戏曲为小道,不敢引入经,所以一直解释得非常牵强。其实从戏曲的角度去考察,轻易可解。

 

中国戏曲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巫舞。最初的巫是拥有崇高地位的———只有巫才可以通天,通天以降神示()民。巫要通天,当然得有庄严的仪式。这就是巫舞。巫舞之风,在大传统的畛域,是后来以周公为代表的“绝地天通”的礼法改革。也就是通过弘扬人世的礼乐,阻断靠巫连接的“地天之通”,建立人世的治理秩序;而这礼乐的程式,正源自巫舞的仪式。这一点,今如李零、李泽厚等方家,或作论证,或表认同,大致不差。在小传统领域,则降而为后世道教的仪轨、民间傩戏的程式,生生不息。二者或为中国戏曲的源头,或为中国戏曲的活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戏曲研究与周易研究,可以上溯到同一起点,以曲解易,当然可能,而且必须。像前述的看似矛盾表述,在戏曲研究家眼里,便迎刃而解。所谓“眇能视”、“瞽能视”、“跛能履”,或是巫者戴了面具这一行头,或装扮成跛子———这种跛行禹步,源起大禹崇拜,在后世的文献和今天的傩戏表演以及戏曲表演中均属习见。所谓“履虎尾,不咥人”,如果按字面的意思,除了神话中的百兽率舞外,历史中是不会存在的;事实不过是,所谓虎尾,不过是巫祭者的道具,当然不会咥人。

 

至此,我们可以说,从以经治曲到以曲治经,是《周易辨原》对易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也是对当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启示。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