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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活的”象形文字 大山深處的水家易經水書

[日期:2014-07-18]

大山深處的水家易經

 

水書流傳在黔南桂北龍江、都柳江上游地帶的水族聚居區,水族語言稱其為“lesui”,音譯為“泐睢”,文字符號類似於甲骨文,也有漢字古體字。“水書”指用水族文字寫的書籍,也指書中的文字。在學術研究中學者常將三者加以區別,把水書文字符號稱為“水字”。

 

從目前發現的水書典籍來看,水字不像方塊壯字、侗字那樣用於記錄民歌、民謠等,幾乎不用於人與人之間的交際,所記大多是原始宗教信仰方面的日期、方位、趨吉避凶條目信息。水書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巫術用書,被稱為“水家人的易經”,由水書先生代代相傳。

 

有人說水書就是上古失傳的《連山易》,有人提出它與東巴文是世界上仍然“活著”的象形文字,有人認為它比甲骨文更古老,當它與中原古文化聯系在一起時,更增添了幾多神秘色彩。

 

咸豐十年(1860),水書因西南巨儒莫友芝在《紅崖古刻歌》中的關注,第一次進入學者視野,為世人所知,其文字、典籍、口訣和習俗構成了神秘的水書文化,令國內外學者驚嘆。

 

由於水書歷來是通過水書先生不斷抄寫和秘密口授的形式傳承,所以保留下來的水書典籍最早是明清時期的手抄本,明以前的歷史便不得而知。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這一文化密碼的起源時間、內涵、流傳等問題仍未形成一致意見。

 

那麼,究竟是誰創造了水書?水書到底有多少個字?水書與甲骨文孰早?作為佔卜用書,水書與“易”有什麼關系?水書在水族文化生活中有怎樣的地位和作用?經過大量的文獻梳理和專家訪談,記者近日奔赴貴州省黔南州,尋訪水書先生,探尋水書文字背后的神秘文化。

 

水書或為失傳的《連山易》

 

水族村寨散落在大山深處,仿佛被時光遺忘的土地。水族人民歷來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生活來源,農閑時圍山打獵、下河捕魚、織布刺繡,自釀“九阡酒”,竹木建造干欄樓……長期以來,在認識自然、征服自然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本民族的信仰。

 

據同行的水族學者、貴州民族大學水書文化研究院教授潘朝霖介紹,水族崇信多鬼神,據不完全統計,其崇信的鬼神多達七八百個,草、木、魚、山、石等,都被看做神。民間還保留著眾多的佔卜方法,如竹卜、石卜、蛋卜、銅錢卜、草卜等。

 

水書便是水族民間佔卜的指導用書,亦稱“鬼書”,因字形間或反寫,又名“反書”。水書所記不是水族歷史、日常生活,而是佔卜吉凶、生活禁忌等信息,並用歌訣來解釋凶吉所屬。水書主要有兩類:“白書”和“黑書”。“白書”是普通佔卜用書,有560余種,民間的婚嫁、喪葬、營建、出行、節慶、生產、祭祀等一舉一動都受水書的制約,水書先生利用水書來測吉凶,確定日期、方位等﹔“黑書”則用於放鬼、收鬼、拒鬼,水書先生家藏黑書者較少。

 

千百年來,水族人民把水書當做水家易經來尊崇、信奉,水書先生把依據水書進行的佔卜稱為“水書易”。“易”自漢代起,被尊為“群經之首”,古有“三易”之說,《連山易》、《歸藏易》和《周易》,前兩易早已失傳。水書先生謝海潮家中秘傳的名為“■”(注)的手抄本水書(水語發音為“連木桑”,翻譯成漢文字為“連山易”),引起學界關注。獨山縣委黨校教務主任、獨山縣水書翻譯研究辦水書專家韋章炳經多年研究,認為“水書有可能就是散失了4000多年的《連山易》”,這一結論震驚了國內外學者。陽國勝、陳東明等學者進行考証后,也認為《連山易》之說並不是無源而起。

 

水書最根本的宗旨是趨吉避凶,得益於面對高山密林的智慧,其條目中留下了水族先民征服自然的印跡。有與動物有關的“牛蛙”、“蛇傷”、“虎傷”,與植物有關的“姑秀”、“錯項”,與人的禍福有關的“五富”、“天罡”,與山川有關的“地轉”、“歹棒”,與生活器物有關的“翻梯”、“五錘”,與疾病有關“殺傷”、“胎傷”……

 

除了原始宗教信仰內容以外,水書還保存了亟待挖掘和破譯的天文歷法資料,如九星、二十八宿、八卦九宮、天干地支、日月五星、陰陽五行、六十甲子、四時五方、七元歷制以及水歷正月建戌等內容。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張振江長期在水族地區考察,從事水書與水族社會的研究。他告訴記者:“大概自明末清初起,水族就主要生活在廣西、貴州相接的偏遠山區,山高林密,瘴氣彌漫,野獸眾多,自然條件與生活條件極其惡劣,各種意外導致的悲慘人身傷亡事故層出不窮。受限於當時普遍低下的理解能力和生產能力,普通民眾不能夠解釋,更不能夠從根本上改變、逃脫這些厄運,而隻能歸因於鬼靈作祟,水書因此應運而生,並長期影響了水族社會。”

 

事實上,水書就是水族人民在長期認識自然和征服自然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原始宗教信仰,是水家人農耕文明的精神文化典籍。

 

水字結構究竟是象形還是方塊

 

從水書的行文體例來看,大多數是先注年、月、日、時,再注吉凶等。用毛筆,從右到左,從上到下,直行豎寫,無標點符號。目前見到的水族古文字的載體主要有:口傳、紙張手抄、刺繡、碑刻、木刻、陶瓷?造、骨刻等。

 

記者在三都縣檔案館看到了館藏的清朝水書抄本,圖文並茂,除少數圖畫卦譜外,有很多文字結構為象形,簡筆勾勒,以禾、鳥、虫、魚、龍等撰寫和描繪,保留著遠古文明的信息。但水書典籍中並不完全是象形文字,有很多方塊字,筆畫簡單,橫平豎直,更像是漢族的古文字。

 

水族地區的很多公開資料稱水書是“象形文字”的活化石,而學者對水字造字淵源則持有多種觀點。

 

民國時期著名學者岑家梧認為,水字字體(如干支字)與甲骨文、金文頗多類似。1987年,王國宇在《水書與一份水書樣品的釋讀》中把水族古文字結構分為六類:類似古漢字、類似變體漢字、象形字、假借字、指事字等。198711月,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水族文學史》認為水族古文字結構分為三種:類似古體漢字,有漢字倒寫或反寫﹔按物體形象描繪的象形字﹔借水語的象形字而表達漢音的形聲字。1991年,李旭練把水族古文字結構分為借字、創字和借創字三類。2004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水族文化研究》一書,認為水族文字構成以象形、指事、反書為主,存在個別會意、假借、音義等方法。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曾曉渝則認為,按形體及音義對應關系,水字分為圖像符號和文字符號兩類,按來源不同分為自造字和借用字,自造字多於借用字,水字的造字法有象形、指事和會意。

 

查看水書典籍的過程中,記者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水字有很多變化。較古老的水書典籍中象形文字較多,並有對古漢字的借用或反寫,而近代水書抄本中以方塊字居多,有學者認為可能是漢化的緣故。

 

貴州民族大學人文科技學院院長韋宗林認為,文字的發展演變都存在訛變現象,水族文字也不例外。尤其是沒有刻版規范傳承的水族文字,訛變特點突出。他認為,導致訛變的原因主要有四個,即隨意性的異體書寫、素養差距性、神秘性的神本文化意識、反叛性的反叛文化意識。

 

水書到底有多少個字?由於所掌握的水書資料有限和認定標准不同,目前學者對於水書字數的結論仍不一。1986年出版的《水族簡史》稱有400多個,2004年出版的《中國水族文化研究》稱有500多個。而專家在查閱的2000余卷水書中發現,同一個漢文字在水書中可能有十幾個異體字,並主要集中在天干、地支、九星等單字上,例如,“乙”、“卯”等字的異體字各有數十個。據此,潘朝霖認為,包括異體字在內,水文字總量有2000余字。而曾曉渝在《水族文字新探》一文中認為,不同形體的水字共有1200多個,異體字除外,共有481個,其中文字符號383個、圖像符號98個。荔波縣檔案館從館藏近1萬冊水書原件中收集到水字513個、異體字1097個。

 

水書淵源學界仍無定論

 

長期以來,水族地區通行漢字,水字並不記錄水族社會生活和歷史,新中國成立前民間仍保留有結繩記事的傳統,因此專為巫事活動之用的水書一直在民間小范圍秘密流傳。據水書先生介紹,現存的水書沒有他們自創的書籍,都是從上一代或上幾代手抄、口傳沿襲下來。那麼,水書究竟從何而來?

 

關於水書淵源,民間有很多傳說,最廣為流傳的是水族先祖“陸鐸公”創造水書說。很多膾炙人口的古歌古謠,傳誦著他的豐功偉績。其中一首大意為:“陸鐸最聰明,他通曉日月星辰。他寫水書傳后代,寫的水書指引后代人。陸鐸最聰明,他全懂生死術數,掌握運行的日月星宿,了解人間的善惡心腸,與門徒共創立了水書。”而這些僅為傳說,不能作為學術依據,且古歌中沒有表明創制的時間和地點。

 

直到莫友芝的《紅崖古刻歌》提及水書,它才逐漸進入學者視野。莫友芝是晚清金石學家、目錄版本學家、音韻學家和書法家,對古文字頗多研究,被尊崇為“西南巨儒”。他在《紅崖古刻歌》注中,對水字有不足百字的評述,提出其“雲自三代”、“初本皆從竹簡過錄”、“其聲讀迥與今異,而多含古音,核其字畫,疑斯篆前最簡古文也”。后人對此解讀為,莫友芝認為水族文字來源於秦代以前的金文和竹簡。雖然該文中並未有詳細考據的記載,但這段文字對水書研究起到了導引性作用。

 

上世紀40年代以來,水族古文字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和研究。岑家梧、張為綱、吳澤霖、何耀華、曾曉渝、蔣南華等一批學者,先后深入水族地區進行調研,從文字學、語言學、民族學、音韻學、天文歷法等多角度出發,得出了不少獨到見解。

 

1925年刊行的《都勻縣志稿》這樣描述:“水書,一稱反書,大氐古篆之遺。”1942年,現代語言學家、音韻學家張為綱在《水族來源試探》一文中,認為水家之所以“鬼名”繁多,尊崇巫師,皆為“殷代文化遺留之鐵証”。1943年,岑家梧等在水族地區考察后,對水字與甲骨文進行比較研究,亦明確在《水書與水家來源》一文中得出結論:“水書與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間,當有若干姻緣關系。”二者被認為是“首開水書系統研究的先河”。1993年,水族學者王品魁在《水書源流新探》中認為,水書源於《周易》。張振江認為,“水書非常可能出現於清代的初、中葉”。

 

曾曉渝在多年的水語研究基礎上,對水字和甲骨文字形、字符及所記內容進行比較后認為,水字和殷商甲骨文差距很大,與較晚的金文也不相近,不宜把水字看做是古殷商文化的遺留,它的產生時間遠遠晚於甲骨文。

 

而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蔣南華同樣基於水字和甲骨文字形、字符及所記內容的對比后,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水字是一種與殷商甲骨文、金文同根同源,卻遠遠早於甲骨文、金文的古老文字。水書初創於帝嚳高辛時代,發展、流播於唐虞夏商之初,在中國文字的發展史上曾經起到過上承“三墳”,中通“五典”,下啟殷商甲骨文、金文的偉大作用。

 

到目前為止,對於水書的淵源,學界仍未有定論。但水書探源涉及水族語言文字、社會歷史、天文歷法、民族民俗、哲學思想、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無疑為水書及水族文化研究打開了一扇大門,對研究水、漢文化交流和中華古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和現實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