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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图不能代表《易经》

[日期:2016-05-01]
在文献上对太极图进行详细考证的是清朝的经学家胡渭(1633-1714)。他的《易图明辨》把包括太极图在内的,所有与《易经》有关的图都详细考据一遍。他的结论很明确,所有的图都是后出的,太极图在北宋前不见记载。尽管它们的确源于《易经》,但是却因远远晚于《易经》,而且境界上也远远低于《易经》,而都可能出自江湖术士之手,是江湖术士的附会和曲解。显然,不能用这些图去代表《易经》,更不能说反过来说《易经》源于这些图。
 
《易图明辨》在当时产生了极具震撼力的影响。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之一,就是写《爱莲说》的周敦颐,对太极图及其尊崇。为此他专门为太极图写了一篇解释性的文章《太极图说》。而宋明理学的最核心人物朱熹又对《太极图说》尊崇备至。象注释《四书》一样,朱熹为这篇小文进行详细注解。这样《太极图说》就成了已经统治中国几百年的宋明理学的重要基石。然而现在胡渭却告诉大家,太极图是假的,是江湖术士所为。
 
所以,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对胡渭的《易图明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他起到很大思想解放和启蒙的作用。此书的确开启了清人对经典怀疑、考据的新时代,紧随其后的是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说连古文《尚书》都是假的。
 
但是,现代考古学的进展似乎又要推翻《易图明辨》的判断,因为大量的远远早于北宋的太极图陆续被发掘出来。湖北屈家岭文化出图的太极图已经可以上溯至5000年前。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远早于北宋的太极图在外国也被发掘出来,乌克兰也大量出土5000年以上的太极图。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乌克兰就堂而皇之地把太极图作为自己展馆的标志,他们底气来源于自己国家出土的太极图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这些新的考古发现真的能推翻胡渭的结论吗?答案是不能。这些考古证据只能在枝叶上修正,但不能在根本上动摇胡渭的结论。
 
尽管考古出土的太极图比北宋古老很多,但是,最古老的也只能上溯至5000多年,包括境外的。这意味着胡渭易图比《易经》晚出的判断依然正确。因为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证据,都显示《易经》的出现远远早于这个年代,可以上溯至10000年前。
 
《易经》从技术上说,是一种数学占卜术,就是通俗所说的“算卦”,每一卦都是数学运算的结果。所以要确定一卦首先就需要生成一个数,这就需要专门的工具。在文献记载中,这种工具是蓍草,就是小草棍。
 
河南舞阳贾湖出土了大量内装黑白两种石子的乌龟壳,时间在89000年前。研究认为,最可能的是,这些龟壳和石子是《易经》占卜时的更早期的成数工具。这意味着,《易经》在这个时候已经成熟了。
 
可以旁证的是,和这些龟壳一起出土的20多只骨笛。笛孔有5678之别,大多数为7孔。实验证明,贾湖骨笛不仅能够演奏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而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或外国乐曲。
 
中国有一个传统说法叫“乐易同源”,音乐和《易经》是同源的。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音乐和易经的原理是相同的,二是音乐和易经的产生时间相同。为什么说音乐的原理和易经相同,原因在于在《易经》时代,或伏羲时代的人看来,音乐和《易经》都是数字的变化,阴阳的变化,都代表着道。
 
从技术上看,《易经》的基本原理是用数学运算模拟和指代天道,通过为天道建立数学模型去预测未来。伏羲时代的人们认为,任何事物皆有对,都分阴阳,而且这些阴阳相克相生、相互转化。阴阳间永不停息的变化过程就是道。数学运算过程也是一个数字不断变化的过程。数字又是分奇偶的,这个奇偶又可代表阴阳。这样以来数学运算的过程也是一个阴阳不断变化的过程,所以可以模拟和代表道。
 
在笛子吹奏中,每一个音孔的音量高低,和该音孔与吹气口的距离有关,而这些距离可以用数学关系来表达。所以,在伏羲时代的人看来,音乐吹出来的不是音乐,而是数字变化,而是阴阳变化。故此,音乐也可以用来模拟和指代天道。这是音乐在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甚至神圣的根本原因。儒家一直是“礼乐”并称。而且音乐和数字一样也可用来占卜,中国古代的确存在音乐占卜术。
 
无论在数学中,还是在音乐中,我们的先人们所看重的不是孤立的数字本身,不是孤立的音高本身,而是数字间的变化,而是音高间的变化。不是孤立的数字或孤立的音高能够代表天道,而是数字间的变化和音高间的变化,即阴阳间的变化才能代表天道。道非阴阳,而是阴阳间的变化;道非数字,而是数字间的变化;道非音高,而是音高间的变化。
 
贾湖骨笛的成熟说明当时《易经》也已经成熟,这再次证明《易经》的出现时间不会低于9000年前。
 
在上古史研究中,王国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要确定一个历史事件的可信性,需要采用地上的文献记载和地下的考古材料这双重证据才行。单有文献记载不行,那是孤证;单有考古材料也不行,那也是孤证。
 
然而,现在考古学界,尤其是西方考古学界的通病是,重考古证据,而轻文献证据。很多时候单纯凭考据一重证据,而没有任何文献证据,就贸然下结论说,人类文明是这样这样的,是那样那样的。
 
在中国和全球上古史研究中,务必要改掉考古学家们的毛病,坚持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当看到考古学家们发表高论时,有人拿考古发现说事时,你一定要留意和追问他们有无文献证据。没有,对不起,你在瞎说!
 
之所以要坚持“二重证据法”,原因在于,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都是有缺陷的。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中很晚的事情,所以,对文字出现之前所发生的事所做的文字记载,一定晚于事实的发生很长时间,所凭借的只是流传下来的口耳传说。这些传说和历史的真实之间一定会有出入。
 
考古发掘物固然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没有文献记载,对于一个成千上万年前的东西,我们无法得知它的真实意义。如果没有文献记载做支撑,所做的任何解释都是猜测、瞎猜。
 
所以,在“二重证据法”中,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并非完全平等的。文献材料的重要性远远大于考古材料。起主导作用是还是文献记载,考古材料只能起到一个证实和修正作用。文献材料是主,考古材料是辅。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成功案例就是,用甲骨文材料去证明司马迁对商代天子世系的记载是精确和准确的,从而让商史成为信史。
 
西方考古学家之所以习惯于只用考古材料,而不用文献材料,根本原因在于,对人类文明的起源阶段和初期发展阶段,西方没有任何文献记载,而统统归功于神。最典型的就是基督教的中的创世纪。而中国则有非常明确的文献记载。譬如,文明起源伏羲说,伏羲画卦说,三皇五帝说,伏羲早于神农,农业起源于神农说等等。
 
西方人之所以把文明的起源归因于神,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文明要素的产生过程的确不在西方发生,在西方出现时就是成熟的,仿佛凭天而降,为神所为。中国人之所以对文明的起源拥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原因也只有一个,这些文明要素的产生过程的确在中国发生。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全球文明,而只有中国文明。全球文明只是中国文明的扩散和外传。一句话,中国之外无全球,中国是全球的中国,全球是中国的全球。
 
所以无论是重建中国文明的上古史,还是重建全球文明的上古史,必须和只能以中国的文献记载为基础,用来自全球的考古证据做辅助。换而言之,就是必须将全球史纳入中国史的范畴。
 
就太极图而言,考古发掘出很古老的太极图,为什么中国却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看看那些考古太极图的分布范围就很容易明白。无一例外,这些图均分布在《易经》文化的边缘地区,譬如南方湖北屈家岭文化、西北甘肃马家窑文化,以及乌克兰的特里波利耶文化。那时并无国界,乌克兰只是距离马家窑比较远一些而已。
 
《易经》文化的地理位置在哪里?文献记载是,“伏羲画卦”,“伏羲都于陈”。陈就是河南周口淮阳附近的区域,应该是以淮阳为原点,半径不超过150公里的区域。150公里是淮阳距离北边的黄河的距离,也是距离那边淮河的距离。
 
毫不意外的是,出土带石子的龟壳以及骨笛的贾湖遗址,恰恰处于这一区域,贾湖距离淮阳100公里左右。这是一处典型的《易经》文化遗址。龟壳是占筮工具,骨笛是成熟的乐器。然而这里却没有出现太极图。
 
太极图只在《易经》文化区的边缘地区出现,而不在《易经》文化区出现,而且它们比《易经》又晚很多,这些事实只能证明胡渭的判断是正确的。唯一需要修改的是,太极图可能是落后文化对《易经》的偶像化、图像化诠释,而非江湖术士所为。对于《易经》的数理思维,这些文化群体可能觉得太抽象,太难以理解,于是就图个方便,用一个图去代替《易经》的道。
 
对于《易经》文化区的人来说,用死的太极图去替代活的变化的道当然是低级、落后,所以即便知道,也不会当回事,不会记载。
 
所以,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地出土的考古太极图,是源于《易经》的,但却远不能代表《易经》。
 
来源: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