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民族审美文化
[日期：2016-04-24]
每个民族的审美活动都是在独特的文化历史背景下逐步展开的。民族的早期文化积累，往往是古代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结晶，记录着生长在特定地域的人们从原始游群，经过氏族、部落的发展，最终形成民族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凝结着具有文化背景的人类群体在与客观世界打交道时所产生的主观意识的精华，把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生存经验通过特定的媒介留给后人。黑格尔对这种记载民族早期生活和创造业绩的文献和艺术作品推崇备至，认为荷马史诗的最高成就是“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1〕，“可以作为个人和民族精神据点和他们的思想意识的统一点（或焦点）”〔2〕。《周易》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元典，它那丰富的美学智慧和美学价值，已经引起当今易学研究的重视。本文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启迪下，对《周易》与中华民族审美思想的关系展开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够推动《周易》美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群体审美心理原型与定势的奠定
当今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周易》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它在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形成中起了一种奠基作用。《周易》继承并保存了夏、商二代的《连山》、《归藏》一些内容，形成了“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特殊文化现象。如果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角度稍加分析，笔者认为，《周易》作为中华民族童年时期的心灵历程，就像个体在记事初期的意识内容，深深地扎根于头脑之中，并且对生命发展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一样，它把中国人在史前时代意识浓缩成特殊的文献，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元典。
从《周易》的具体内容来看，卦象中阴爻、阳爻通过两种线条的八种不同方式的三重组合，构成了一个和谐均衡、富有变化而又充满动感的整体图象。线条长与短的对立与统一；单个卦象本身呈水平状的直线组合，而八卦整体已经围合成近似圆的正八边形，直线开始向曲线接近，于是就给人以完满充实、富有节奏的图案美；卦象的线条是具体的符号，而线条本身又有很大的抽象性，这就有了一种具象与抽象相反相成的意味。可见，《周易》在“象”的这一部分，已经体现出非常丰富的形式美的意蕴。而在“经”与“传”两个部分中，则更深刻地包含着华夏先民们对天道、地道、人道的认真探索，表现着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在观察自然探索客观世界法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体察人事，并预测与摸索人类社会生活的法则。这些内容是人类社会意识萌芽时期长期积累的思想成果，是在大量的生活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从《周易》所涉及的各种事物来看，都是早期人类展开社会实践的现实对象，尽管这些现实的东西有时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八卦所指代的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可以说是先民生存的基本环境和必需条件，由于和生命的存在、种族的繁衍具有最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就被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地反映出来，并且在不断地反复和升华中，最终成为人们头脑中所认识到的世界本原的基本构成因素，并在民族的意识形态中，成为最有深度的思想资料，并强烈地表现出它的影响力。对于审美活动来说，中华民族对天文、地理、山岳、水面、雷电、火焰的观照与欣赏，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和特殊的审美评价，并且对后世的艺术创造活动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发展，提供最肥沃的文化土壤，形成了生生不息、常作常新的审美活动的具体对象。自然环境和自然现象，在中华审美文化中的悠久历史和深刻内涵，跟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审美文化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当然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是人类童年时期所获得的深刻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民口头文化的较为系统的总结。笔者认为，一方面是从集体意识发源的，另一方面集体无意识与集体意识沿着不同的渠道被继承下来，两者互为表里，并且互相转化，集体意识会不断地内化为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又通过对个体的心理活动的作用，影响着民族精神文化的现实面貌。因此，《周易》这样的集体意识，对于民族精神文化的发展产生着很强的制约作用，中华民族审美文化的史实和民族审美心理的特征，都证明了《周易》作为集体意识的特殊功能。正是在这一前提下，笔者认为《周易》中卦、爻符号是中华先人运用文字雏形记载历史的最早尝试，是口头文化转变为书面文化的原始资料。由于这些符号还不能详尽地叙述和说明集体意识的具体内容，所以它必定和口头文化一起流传下来。只是到了文字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这些口头文化才演变成卦辞、爻辞，作为种族意象的原始记录，卦卜符号是卦辞、卜辞的高度概括，卦辞、卜辞则是卦卜符号的丰富生动的内容，两者融为一体，才能真正体现《周易》博大精深的社会内容和先民的高度智慧。
作为民族早期集体意识的结晶，《周易》对于民族审美活动的巨大影响，其最根本的表现方式是通过心理定势这一途径来实现的。心理定势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德国心理学家G.E.缪勒和F.舒曼在1989年提出来的，后经苏联心理学家H·乌兹纳杰的改造发展，被看作普遍的心理现象。心理定势这一理论的核心，是指人的心理活动不仅是主体的心理体验，产生着具体的心理内容，而且能够对主体的心理活动提供一种准备性、倾向性的影响，成为主体状态的模式。特别是那些经过反复经验而获得的心理体验，必然对主体的发展产生某种特定的影响，表现出相当强烈的规范性。这就是说，人的意识活动不是对对象作镜子式的机械反映，而是在主体心理结构的作用下，对客观对象的吸纳与整合，心理定势就是这一心理结构的倾向性和模式特征的基础。它不但作用于个体的审美活动，而且还制约着群体的审美活动。
《周易》作为民族文化的元典，它不但以其文化典籍的形式规范着后人的审美心理，而且还深深地扎根于民族成员的意识深处，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又表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我们这里说的集体无意识。有别于弗洛伊德的那种先天的、动物本能的无意识。它既包括荣格所说的从先民们世代积累的外部经验中获得的心理烙印，又包括后人在接受文化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前人的经验并在自己实践中体验到的民族集体意识，在无数次重复之后转化成的“文化无意识”〔3〕。《周易》本身是集体意识，它在民族心理活动中又可以转化为集体无意识，并由此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借助着类似的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使民族审美活动在类似本能的文化修养的支配下，形成了跟其他民族不同的审美心理结构。这种心理定势虽非为群体所自觉，但却可以达到很高的自觉性，借用一句歌词，叫做“从来也不需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不用去想，不用去说，却深深地烙印在群体的心灵深处，引导着民族成员的审美活动按照民族文化的特定结构而展开。尤其当这种集体无意识和通过社会教化而得到的集体意识的文化传统相互融合的时候，它对民族审美文化的作用就表现得更为强烈，更为生动。
来源：《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