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华伏羲周易研究会
您当前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易界新闻 >> 文章内容

中华文明的核心根基

[日期:2015-11-01]
此篇我们重点讨论一下孔子的儒学与《周易》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孔子学《易》是五十岁以后的事,一生中只有两次接触《周易》的机会。第一次是五十岁(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时,第二次为六十八岁(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时。可惜第一次错过了接触《周易》(主要指《易象》)的机会,证据是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真正接触到《周易》是第二次,即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回到鲁国后,潜心学习和整理《周易》及其学《易》心得。所以,便断论孔子在六十八岁以前所创立的原始儒学与《周易》的关系不大。我个人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至少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易》在商代被称作“归藏”,主要用于占卜战事和国家大事,所以说是一部“卜书”。《周易》是在《归藏》的基础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西周姬氏政权(公元前1046年)建立起来后,《周易》不仅仅是一部卜筮之书,这部书中所阐发的思想和哲理,以及与《周易》理论密切相关的一些典章制度(如《周礼》)和文章著作,更是这个时代人们修身治国的基本观念与指导思想。因此,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在各诸侯国士大夫阶层,《周易》的普及程度相当高,《周易》及其思想也被作为各诸侯国为政和处理外交事务的重要理念而备受推崇。《春秋左传》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可作佐证:“(鲁昭公)二年春(公元前540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曰‘周礼尽在鲁也,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王也。’”《周礼》的思想与《周易》的关于极其密切。正是因为《周易》思想的影响以及人们对这门学问的深入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才诞生和形成了诸如儒、道、墨、名、阴阳等诸子百家,也是中国文化史上出现“百家争鸣”这一文化盛景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事实证明,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孔子是与《周易》乃至整个易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智者与圣人。他一生都致力于易学研究,按照孔子本人的说法,他“十五而至于学”(《论语》)。孔子认为,人类社会也应该如宇宙天地一般,应该有一种和谐稳定的秩序作为支撑,颠覆这个秩序便有万劫不复之灾。正如他在《系辞》中所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几乎息矣。”因此,他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学习和整理的是《周易》和与《周易》密切相关的《周礼》,试图唤醒和拯救那个因失序而黑暗混浊的社会。及至晚年才专心致志地将自己多年学易心得整理成《易大传》,即后世所说的《十翼》,其内容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对《周易》古经进行了系统精确的解读和阐释,尤以《系辞》这篇著作最为著名,这篇千古美文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源头,也是后世学者解读和研究《周易》的纲领性文件。孔子学《易》程度几近痴迷。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要》云:“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汉代以前,中国人不用凳子,总是席地而坐,据传凳子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有的。“橐”是两头用绳子扎起的袋子,一般用来装简牍,“囊”则是一头扎绳子的口袋。孔子晚年非常喜好易学,起居行走《易》不离身,随时随地研读和思考《周易》这门学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里“韦编三绝”中的“三”是个概数,代指很多的意思,就是孔子把随身所带的《周易》编联简牍的绳子不知翻断了很多次。
 
孔子通过读《易》、研《易》、析《易》、悟《易》,赋予了《周易》文化思想的时代意义,创造性地拓宽了《周易》文化思想的视野与领域,并把《周易》的文化思想贯穿于他创立的原始儒学,而成为“道冠古今”、“德配天地”的古代东方圣贤和人类文明时代的精神大师。可以这样说,孔子原始儒家学说的思想精髓以及儒家经典典籍的形成,从其源头上看,就是对以《周易》为核心的易学思想的阐述、应用和发展。我国当代著名国学大家南怀瑾先生通过多年对《周易》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切的中国文化,都是从文王著作了这本《易经》以后,开始发展起来的,所以诸子百家之说,都渊源于这本书,都渊源于《易经》所画的几个卦。”这个结论一言中的,十分精当!
 
综合儒家典籍之要义,儒家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仁”、“义”、“时”、“中”四个字。“仁义”乃立身之本,“时中”为处世之要;“时中”是修炼“仁义”的根本方法,践行“时中”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实现“仁义”立身,二者之间关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儒家的修“仁”“义”之德唯有通过“时”“中”的方法才能达成,而“时”“中”则是“仁”“义”之德在处世和用世上的集中体现。因此,以我之见,儒家学说尤其是原始儒家学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和阐发,其基本精神和学理思路说到底就是这个要义,如此而已矣。对于这个问题,清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毅深得其精华,他所题写的至今还悬挂在山东曲阜孔庙那块“时中立极”的匾牌概括得十分精当,不言而喻,乾隆要立的这个“极”字,就是个人修为上的“仁义”美德,为政治国的“仁义”美政,这是往古来今的国家社会管理者孜孜以求的理想与目标。
 
那么,什么是“仁义”和“时中”呢?孔子告诉我们“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庸·哀公问政》)。综合儒家典籍的解释,“时”就是“与时偕行”和“与时偕极”,“中”则为“中庸”,包含着“中正”、“中和”、“中行”之意。一般而言,人们对儒家学说学理源头的追溯,到了这个关键点儿也就打住了,于是便认为儒家“仁”、“义”、“时”、“中”等核心思想是孔子的原创。其实不然,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均发端于古老的《周易》,是孔子把《周易》思想人文化的结果,这也是《周易》为“百经之首”的原因之所在。“仁义”滥觞于《乾》卦,“时”是对“三易”中“变易”原则的阐发与运用,“中”则是对《坤》、《中孚》、《谦》、《损》、《益》等卦的领悟和总结后托之以人事的结果。
 
首先,我们来谈谈“仁”与“义”的出处。《乾》卦卦辞曰:“元、亨、利、贞”。这四个字各表一“德”,共同组成乾卦之“四德”,也是乾卦所具有的四个“体性”。在易学中,“乾”代表天,所以《乾》卦的“四德”也是“天”之“四德”。这“四德”如果比拟为自然现象,就是春(万物之始,元始)、夏(万物畅通,亨通)、秋(万物长成,利和)、冬(万物收藏,贞干)。按照《周易》“天人合一”的文化思维方式,人应该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所以,孔子将“乾”天之“四德”托以人事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人文思想观念,即富有人文意义的君子“四德”。他在《文言·乾卦》中说:“元者,善之长也(天之体性,生养万物,善之大者,莫善施生,元为施生之宗),亨者,嘉之会也(嘉,美也。言天能通畅万物,使物嘉美之会聚),利者,义之和也(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贞者,事之干也(天能以中正之气,成就万物,使物皆得干济)。”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君子体包仁道,泛爱施生,足以尊长于人也。法天之“元”),嘉会足以合礼(君子能使万物嘉美集会,足以配合于礼。法天之“亨”),利物足以和义(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法天之“利”),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能坚固贞正,令物得成,使事皆干济,此法天之“贞”)。由此可见,《乾》卦的“元、亨、利、贞”就是儒家学说中的“仁、义、礼、信”。
 
更有意思的是,孔子依据《周易》的理论把他的“仁”学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他在《系辞》中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孔子的推演逻辑是,“爱”由“仁”来,“仁”源于“安土”,“安土”出于对“大地”的效法。“大地”就《易经》上的“坤”。“坤”在《文言》中被描述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所谓“厚”就是“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因而大地是“至公无私,至善至美”的象征。难怪中国人自古至今有着这么一种文化情愫———安土重迁(安于其土,不愿远迁)。这是为什么呢?人类的文化说到底就是地球文化,人类一刻也离不开地球,地球供给人类生存发展的一切而不求任何回报,所以它是最“仁慈”的,人最应该效法的就是“大地”。对于每个人而言,这种“大地”不仅仅是脚下的“大地”,最起码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大地”之分了,所谓形而上的“大地”就是“至公无私,至善至美”“仁慈”的“大地”,是一种人格修养追求的境界,也可以是一种道德修为臻于至善的“圣人”;形而下的“大地”,可以是一个人一生难舍难分的“故土”、“故乡”,也可以是生我养我的父亲母亲。于是便有了“仁”,由“仁”及“爱”,有了“爱”,于是“孝”作为对“爱”的反哺和回报便产生了。这就是孔子所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句话真正的文化含义。
 
其次,关于“时”与“中”。“时”在《周易》中不是单纯的“时间”的意思,包含“时位”、“时空”等深层次的含义,即事物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或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以及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发展变化和结果都不可能相同,有着深刻的哲学意义。孔子将这个观念比附于人事之后,告诉人们处世、处事和为人在“时位”和“时空”上要恪守“与时偕行”、“与时偕极”这个根本规律。“与时偕行”与“与时偕极”出自孔子对《乾》、《艮》两卦。是对《乾》卦九三爻爻辞“终日乾乾”和上九爻爻辞“亢龙有悔”的感悟:“(君子)终日乾乾,与时偕行……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亢龙有悔,与时偕极。”这里的“几”就是“知机”。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指,一个人要学会把握机遇,机会到了,条件成熟了,就应该努力进取,不要坐失良机。功成名遂之后,不要居功自傲,贪得无厌,要遵守自然规律,要懂得全身而退,给世人乃至给后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只有这样,即便是身处危境,也不会有太多的毛病。再如《艮》彖辞云:“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所以说这个“时”讲的就是一个人如何把握“进退存亡”的问题,很重要。“中”在《周易》里有“平和”、“平衡”等意,诸如我们现在常说的“心理平衡”、“心态平和”、“生态平衡”、“公平公正”、“平和和顺”等都在其列。这种观念被孔子概括为“中庸”,“中庸”思想是儒家所谓的“道”,也是孔子一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的处世智慧和人生境界,更是往古来今研习儒家学说者争议最多,最难准确把握的一个问题。但如果结合《周易》来研析剖判,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中庸思想至少包含着“中正”、“中和”、“中行”三层含义。“中正”、“中和”的理念出自《中孚》的彖辞:“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周易正义》疏解为“刚得中则直而正,柔在内则静而顺;说而以巽,则乖争不作。如此,则物无巧竞,敦实之行著,而笃信发乎其中也。”处世、处事、为人遵道顺时、不骄不躁谓之“中和”,公平正义、笃实诚信谓之“中正”。“中行”的理念源于《谦》、《损》、《益》三卦。“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谦·彖》),“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彖》),“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益·彖》)。“中行”这个观念告诉人们处世、处事、做人不可走极端,要遵“天道”而行,“损有余而补不足”,切不可“损不足而奉有余”。一个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以“中正”之心修身、“中和”之性处世,“中行”之举行事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和谐平安、文明有序的社会。
 
此外,儒家《大学》、《中庸》两部经典的学理思想均发端于《周易》思想及其文化思维方式。南怀瑾先生认为:《大学》的思想是从《乾》卦九五爻这条来的,而《中庸》是从《坤》卦来的。南怀瑾先生这个观点很有见地,但不准确完备。我的看法是,《大学》的思想与整个《乾》卦相关,《乾》卦为纯阳之卦,是刚健、光明、进取的象征。因此,《大学》以论儒家的“修、齐、治、平”为主要内容而成为君子进取之学,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之“元、亨、利、贞”四德备包其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中的“至善”即《乾》中具有生生之德的“元”;“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即为《乾》的“亨”;“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即为《乾》的“利”;“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即为《乾》中“贞”。至于《中庸》则是一部侧重于修德做人的学问,完全秉承了《坤》卦的思想理念,即《坤》卦象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一宽柔顺承之“允执厥中”文化思想。
 
来源: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