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基本元素与特点
什么是河图洛书? 河图洛书的含义是什么?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最早记录在《尚书》之中，其次在《易传》之中，诸子百家多有记述。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等皆可追源至此。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形意墓，距今约6500多年。
墓中用贝壳摆绘的青龙、白虎图象栩栩如生，与近代几无差别。河图四象、28宿俱全。其布置形意，上合天星，下合地理，且埋葬时已知必被发掘。同年出土的安徽含山龟腹玉片，则为洛书图象，距今约5000多年。可知那时人们已精通天地物理，河图、洛书之数了。据专家考证，形意墓中之星象图可上合二万五千年前。这说明邵庸等先哲认为“河图、洛书乃上古星图”，其言不虚。
一、河图之象
河图用十个黑白园点表示阴阳、五行、四象，其图为四方形。如下：
北方：一个白点在内，六个黑点在外，表示玄武星象，五行为水。
东方：三个白点在内，八个黑点在外，表示青龙星象，五行为木。
南方：二个黑点在内，七个白点在外，表示朱雀星象，五行为火。
西方：四个黑点在内，九个白点在外，表示白虎星象，五行为金。
中央：五个白点在内，十个黑点在外，表示时空奇点，五行为土。
（其中，单数为白点为阳，双数为黑点为阴。四象之中，每象各统领七个星宿，共28宿。）以上为《河图》。其中四象，按古人座
北朝南的方位为正位就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此乃风水象形之源也。
二、河图之数
1，天地之数：河图共有10个数，1，2，3，4，5，6，7，8，9，10。其中1，3，5，7，9，为阳，2、4、6、8、10、为阴。阳数相
加为25，阴数相加得30，阴阳相加共为55数。所以古人说：“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即天地之数为55，“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即万物之数皆由天地之数化生而已。
2，万物生存之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
之。所以一为水之生数，二为火之生数，三为木之生数，四为金之生数，五为土之生数。六为水之成数，七为火之成数，八为木之
成数，九为金之成数，十为土之成数。万物有生数，当生之时方能生；万物有成数，能成之时方能成。所以，万物生存皆有其数
也。
3，五行之数：五行之数即五行之生数，就是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也叫小衍之数。一、三、五、为阳数，其和为九，
故九为阳极之数。二、四为阴数，其和为六，故六为阴之极数。阴阳之数合而为15数，故化为洛书则纵横皆15数，乃阴阳五行之数
也。
4，大衍之数：大衍之数50即五行乘土之成数10；同时也是天地之数的用数。天地之数55，减去小衍之数5得大衍之数50，其中小衍
为天地之体数，大衍为天地之用数。所谓“大衍之数50其用49”，就是用大衍之数预测的占筮之法：以一为体，四十九为用，故其
用四十又九。
5，天干交合之数：河图之数十，乃十天干之数也。交合之数为：一、六共宗，二、七同道，三、八为朋，四、九为友，五、十同
德。正是万物生存之数。所以甲己合为一、六共宗，乙庚合为二、七同道，丙辛合为三、八为朋，丁壬合为四、九为友，戊癸合为
五、十同德。十天干经交合之后，化为天干交合之五行，将河图五行之体化为天干五行之用。
6，六甲纳音之数：天地之数55加上五行之数5，合化为60甲子五行纳音之数。十天干之阴阳五行与万物相交，同气相求，同声相应
各发出12种声音，无声无音不计，按河图北、东、南、西、中成象五位五行30类阴阳60纳音。乃天地五行声音之数也。
三，河图之理
1，河图左旋之理：坐北朝南，左东右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为五行左旋相生。中心不动，一、三、五、七、九、为阳数左旋；二、四、六、八、十、为阴数左旋；皆为顺时针旋转，为五行万物相生之运行。我们知道，银河系等各星系俯视皆右旋，仰视皆左旋。所以，“生气上转，如羊角而升也”。故顺天而行是左旋，旋天而行是右旋。所以顺生逆死，左旋主生也。
2，河图象形之理：河图本是星图，其用为地理，故在天为象，在地成形也。在天为象乃三垣二十八宿，在地成形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明堂。天之象为风为气，地之形为龙为水，故为风水。乃天星之运，地形之气也。所以四象四形乃纳天地五行之气也。
3，河图五行之理：河图定五行先天之位，东木西金，南火北水，中间土。五行左旋而生，中土自旋。故河图五行相生，乃万物相生之理也。土为德为中，故五行运动先天有好生之德也。
4，河图阴阳之理：土为中为阴，四象在外为阳，此内外阴阳之理；木火相生为阳，金水相生为阴，乃阴阳水火既济之理；五行中各有阴阳相交，生生不息，乃阴阳互根同源之理；中土为静，外四象为动，乃阴阳动静之理。若将河图方形化为园形，木火为阳，金水为阴，阴土阳土各为黑白鱼眼，就是太极图了。此时水为太阴，火为太阳，木为少阳，金为少阴，乃太极四象也。故河图乃阴阳之用，易象之源也。易卜乃阴阳三才之显也。
5，河图先天之理：什么叫先天？人以天为天，天以人为天，人被天制之时，人是天之属，人同一于天，无所谓人，此时之天为先天；人能识天之时，且能逆天而行，人就是天，乃天之天，故为后天。先天之理，五行万物相生相制，以生发为主。后天之理，五行万物相克相制，以灭亡为主。河图之理，土在中间生合万物，左旋动而相生，由于土在中间，相对克受阻，故先天之理，左行螺旋而生也。又，河图之理为方为静，故河图主静也。
河图之象、之数、之理、至简至易，又深遂无穷。暂且论之。下面探讨洛书：
四，洛书之象
洛书本为彩图，但古时印刷困难所以仍用黑白点作图。将河图四方的八个数旋转而排成八方而显八卦，每方一个数纳地支十二气象，就是洛书之图了。只不过将火的2、7、数与金的4、9、数交换了位置，同时土五为中显用而寄八方，故为九星，土十则不显而藏于用。这样成载9履1；左3右7；4、2、为肩；8、6、为足，九个数纵横交叉皆为十五数，尽显五行之妙，将先天之体化为后天之用了。其图如下：
北方：一白点（白），地支子，卦象坎；南方：九紫点（白），地支午，卦象离；
东方：三碧点（白），地支卯，卦象震；西方：七赤点（白），地支酉，卦象兑；
东北：八白点（黑），地支丑、寅，卦象艮；东南：四绿点（黑），地支辰、已，卦象巽；
西南：二黑点（黑），地支未、申，卦象坤；西北：六白点（黑），地支戌、亥，卦象乾；
中间：五黄点（白），随时运而游八方或不动，无定支，无常象，统化八方也。
以上乃洛书之象。（黑）、（白）、表示阴、阳。
五，洛书之数
1，五行之用数：洛书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阴阳和为四十五数，乃五行之用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是卦象占筮体用之数。大衍之数五十，去五行之体数五，其用四十五为五行万物之用数也。此乃大衍五行之体用，显五行万物生死存亡之数也。
2，三才之运数：五行之数为五，即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阳数合为九，阴数合为六，故卦爻里阳爻称九，阴爻谓六也。阳阴合为十五数，乃三才五行之数也。三才者“天、地、人”。天有五行，地有五行，人有五行，合之为十五数也。故纵横交叉，上下左右，四方八面，皆难逃三才五行之数也。
3，九星之数：河图为四象十干之数，洛书为九星八面之数。九星之数为逆行：九紫、八白、七赤、六白、五黄、四碧、三绿、二黑、一白……，每年一星，一直运行到现在。当年所在之星的卦象，就是当年出身之人的风水命卦，至今仍适用。此数与吉凶关系密切，故多用紫白九星测吉日。
4，体用周天之数：洛书之数九，取一为体，八为用，是九星用八卦也。运数十五，周流八方为一百二十数，共三才而合之即360数，为周天之数。同理，其用数45，周流八方亦得周天之数360也。
5，地支之数：子1、丑2、寅3、卯4、辰5、已6、午7、未8、申9、酉10、戌11、亥12、为地支之数。由天干河图之数根据地理演化而成，故子水1、寅木3、辰土5、申金9、午火7，各取河图五行之阳数也，主五行地支之化数。而十二月令之数则是：寅1、卯2、辰3、已4、午5、未6、申7、酉8、戌9、亥10、子11、丑12，主万物存亡之顺序了。
六、河图洛书基本元素
繋辞传曰河出图 洛出书 圣人则之 又曰 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数五 地数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此河图之数也洛书盖取龟象故其数 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 二四为肩 六八为足。
河图、洛书的原型是什么?《太玄》《易经》与五行八卦、河图洛书的渊源。古人又是如何按河图洛书画出八卦的?
一系列的问题，几千年来不但没有人能够讲清楚，而且又附加上层层迷雾。可以说，河图洛书问题是易学史上争论最多，被弄得最复杂最混乱，但同时又是内容最为丰富的问题。其中的疑难，虽然随着有关地下文物出土而得到澄清，如宋明以来许多易学家认为传世的河图、洛书，始出于五代道士陈抟等人之手，自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中“太乙九宫占盘”的出土，这一说法已不能成立。
显然，陈抟的河图、洛书，是从前人模式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不过其线索隐而不显而已。但是，河图、洛书本身的问题仍未解决。其与八卦、《周易》有什么关系?它们最初原型又是如何?仍然众说纷坛。
有的学者把它们的原型追溯到西安半坡出土的石板上用锥刺圆点排成的等边三角形图案。但这还不过是一种有一定联系的设想，尚无法看出这种图案与八卦和《周易》的起源有什么联系。目前还有些学者，把河图、洛书与古人对天象的观察活动相联系。有的认为，河图出于立竿见影，是古代测日的晷仪；洛书范围了天文的原理，是天文图。《魏志》所言的“宝石负图”是一幅河洛八卦综合图，类似罗经盘，磁针居中，次列八卦，最外层为二十八宿。再有一种观点认为，太乙九宫占盘是按八卦与五行属性排列的。九宫的名称与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首图完全一致。小圆盘的刻纹与《周易本义》中的河图、洛书完全相合。这是早在汉初或先秦，已有河图洛书的铁证。
但是，这里所提到的“河图洛书八卦综合图”与“太乙九宫占盘”的刻图，均非河图、洛书的原始模型，更不可能是原始古人画卦和作《易》的依据；因为完整的二十八宿星象，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因此《太乙九宫占盘》早说也只可能形成于战国晚期，而九官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安排，大致也要在战国时期齐备起来。根据这一时期河图洛书的特点，也只可能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与卦气术数思想的基础上衍伸出来的，反映该时期特定的面貌。同时，在神学的外衣下，蕴涵着科学的内容。
如果我们遵循着天象观察这一脉络向上追溯，很有可能逐步接近河图、洛书的原型模式。如果这一问题能得到完满的解决，可以从侧面证明，《系辞传》中关于“仰观俯察，近取远取”这段话，和“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说法，两者之间就没有什么矛盾。因为这两段话说的是一件事，都是讲当初画卦者从对天象的中得到启发。不同的只是，一为画卦者从仰观天象直接得到启发，一是从前人仰观天象所画的原始图形中间接得到的启发，这像对一位远古的外科医生一样，他的技艺既得之于他亲手解人体直接获得的知识，同时也从别人的原始解剖图中间接受到启发；两者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在考察河图、洛书的时候，应从其纷繁复杂的内容中，把握其蕴含的天文学知识。
有关河图的记载，曾见于《尚书·顾命》篇，该篇最早提出图。记载周康王即位时，在东西两边厢房的陈设品中，西厢房有：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东边厢房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河图究竟是什么，没有说明白，但后人提出的测日晷仪与天象图标说，比较接近原物的实际情况。这些实物在当时可能还非常原始，但因为它们是测日观天察地的仪器，在古人眼中带有神圣和神秘的性质，因而方有可能和代表古代王权威严的古玉器陈列在一起。《尚书》中提到的“天球”也可能是古代原始的天象星宿图，与后来的洛书相接近。
春秋战国时期，河图、洛书已经开始与天命思想有关。孔子周游列国，到处求官不得，在不得意时悲叹说：“风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看来河图、洛书已与大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后来的神话传说，河图洛书都是由龙马、神龟从江河中驮出来的，进一步增添了神秘色彩。在两汉时期的谶纬文献中，关于河图洛书内容更复杂，也更为神秘，计有《河图括地象》、《河图始开图》等三十七种；《洛书甄曜度》、《洛书灵准听》等九种。又有老子、孔子的《河洛谶》各一种。这些几乎占了所记谶纬文献总数的四分之一，可见其影响之广泛。而且这一时期的河图洛书，和两汉时期流行的赤道、黄道、九宫、九风之类的天文图象联系在一起，这是后人继续向原来的河图洛书增添天象知识的内容。那么，河图洛书原始模式的素材是什么?追踪它的渊源，尚须叙述一下历史背景。
我国是天文学发展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华夏先民在采集渔猎的旧石器时代，已经对暑来寒往，月缺月圆，太阳的光照，动植物的物候等自然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根据考古学与文献资料，大致可以推断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我先民就已经开始观察天象，测定方位。计算时间，划分季节了。在裴李岗、半坡许多文化遗址中，住宅和墓穴都有一定的朝向，并已用太阳的光照，来估量植物播种、生长、成熟的季节。显然方位的确定对人们生产、生活都有重要意义。“河图根源于晷仪”并非是无端的推测，是有一定历史传说作参考的：
“调和八风以画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时未有书契，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审地势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
历史传说虽有浓重的神话色彩，但也折射出真实的历史内容。古代先民在观察、总结天文地理、规划八卦，测定方位，总是离不开古老的晷仪规矩，以及原始的天文图象。这些可能就是河图洛书的雏型素材。从遗留下来的汉朝石刻中，所刻伏羲与女蜗像，手中往往持有规矩。事实上也是如此，有了原始的天文图与晷仪规矩，古人才能“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暑景之度”，总结与规划出八卦图象。古人有敬天祟地的思想，把原始天文图象与规矩，视作神圣的法器加以神化，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测影取象”，在我国有悠久历史，早在半农半牧的时期，人们就根据日影测定草原方位，规划农田和住宅。在周代远祖公刘时期，已有这方面的记录：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幽居允荒。
显然，远在公刘的时候，已经很重视测量工作，而且规模之大，工程之巨使后人也叹为观止。由此可见，“晷测”，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代。
河图、洛书在以后各种文献史料的记载上也不尽相同，如《墨子·非攻》所言，“河出绿图，地出乘黄”。而在《淮南子·淑真训》与《河图挺佐图》中，皆言“河图”为“录图”。这种刻有方位的图表可能是“测影日晷”。其心及其周各有圆孔，以各立表之用。按盘心宜立定表，其周用一游表。令定表直指北极，则盘面与赤道平行，使游表之景与定表相合，可知时刻。日晷从秦汉时期起已广泛流传，后来也曾有实物发现。
现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还存在元代以圭表原理建筑的观星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还保存着明代正统年间的一个圭表，这都是“日晷观象”的明证。从古代天文学发展历程来看，河图洛书并不神秘。河图洛书的初始素材与原始的天文图象、观象晷仪规矩有关，以后逐渐被蒙上宗教神学的色彩，并不断地发展丰富其形式与内容。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文化进一步发展，河图洛书也必须改变自己的形态，以适应儒、道、佛合流与理学大溶通的需要。北宋时代出现的河图洛书正是适应这个时代理论化的产物。 据宋儒所言，河图洛书的精义隐藏在它的要诀之中，这是易学的至要秘宝，汉晋易学诸大家如京房、郑康成、王强、韩康伯等皆未参透，直至五代时，才由麻衣道者传于陈抟。其决曰：“戴九履一，左三有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膝，纵横皆为十五，而五居其室”。此图妙在于纵横倒正四合交错，其数尽为十五。但据《佛祖统纪》中载：“汉书有云，其论河图云：太一取之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十五。”显然，早在汉时已有这种说法。宋时的河图是从“九宫图”发展而来，与古代的天象知识也有关系。河图的立意是一张平面的运转图，而在洛书中，却演化为立体的运转图象。
宋时出现的河图洛书在综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加进了新的容，是融天文、人体、阴阳、象数为一体的易学图象，是一种理念阴阳消长座标图，暗喻的范围非常广泛，亦联系到古代的天文历法。河图洛书中心的圆点代表太极，是一混元之数，其中的黑点代“阴”、白点代表“阳”；阴数为二、四、六、八；阳数为一、三、五、七、九。奇数与偶数相参，代表天与地，是谓天地阴阳之数。中心外围四点代表东南西北四方与春夏秋冬四季，外围环列为八卦。
河图洛书构图，黑白之子相积，相加其数皆为五十五，合天地之。虚中而去五，合“大衍之数”五十。这样皆合《易传》中阴阳之数。在易学中河洛还侧重于阴阳与五行相参配。扬雄在《太玄》中已指出：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为友，四与九同道，五与十共守。宋儒更重视把河洛的数字与五行、五方、五时相调配，以显示其均衡与协调。文王后天卦配河洛数字：一六为水居北；当坎位；三八为木居东，当震位；二七为火居南，当离位；四九为金居西，当兑、乾位；五十为土居中，当坤、艮而旺于子、丑、未之交。在这里，河图洛书又成了乾坤转移的时空方位座标，起着指示四季更替、斗转星移的作用。总之，河图洛书的内容非常复杂，但其最初原型，当与天象方位有关。
七、《太玄》《易经》与五行八卦、河图洛书的渊源
同《易经》相比，河图洛书，似乎要简单一些，表面看来也比较直观，分别通过55和45个黑白子按五行、八卦的方位排列而成。
然而，河图洛书在中国文化中的神秘性决不亚于易经，但根据先前的一些学者研究来看，普遍认为河图洛书是宋代道士陈抟所发明，这样河图洛书的经源属性一直受到学界的质疑，虽然如此，河图、洛书的图案从宋代以来，就十分紧密的和五行学说，周易八卦学说结合了起来，成为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标准世界观模式。易传中早就有：“河出图，洛出书”的说法。但是，当今所传世的河图洛书的是不是易传中所说的河图洛书，仍然扑朔迷离、莫衷一是，那么当今据说是陈抟所创的河图洛书到底是从那里来的呢？
这个问题的谜底，已经被当今中国易学界一位资深的易学前辈揭开了，此人就是洛阳易经学会的蔡运章先生，蔡先生在网络上发表过有一篇文章，通过近年来出土的一些文物实证，特别是“1987年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大乙九宫占盘上所刻的数字和文字内容，与洛书九宫图和《灵枢经·九宫八风篇》所载完全相同”证明了河图在宋代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事实，而且还提出了河图就是来源于《尚书》中所载的“鸿范”，河图就是《鸿范》中五行思想的表达。我在研究《太玄玄数》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五行和河图的体系，最近在网络上搜索关于“河图、洛书”的关键词的时候发现了蔡先生的这篇文章，深感，在众多的研究者中，蔡先生的发现是近年来周易研究中可以称道的发现，但是，蔡先生确并未意识到，这是易经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仅仅以为是河洛文化研究的一个发现，蔡先生还在等待易学研究的新突破，其实蔡先生如果继续发挥下去，必定也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进入易经神秘殿堂的大门，他甚至已经发现了太玄中的河图痕迹，但是确未能深究。
其实太玄确实记录了和鸿范一样的内容，但不在《玄图》中，而是在《玄数》中，由于《玄数》中记载的内容不是按五行的横向排列而描述的，所以从表面不容易直观的看出其中的具体内容与鸿范的严格对应，笔者在反复研究太玄的玄数篇后发现其中的内容与鸿范的内容十分相似，后来就将下面《玄数》的内容进行了重新排列获得了新的发现：
八、《玄数》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日甲乙，辰寅卯，声角，色青，味酸，臭膻，形诎言，生火，胜土，时生，藏脾，存志，性仁，情喜，事貌，用恭，挥肃，徵旱，帝太昊，神勾芒，星从其位，类为鳞，为雷，为鼓，为恢声，为新，为躁，为户，为牖，为嗣，为承，为叶，为绪，为赦，为解，为多子，为出，为予，为竹，为草，为果，为实，为鱼，为疏器，为田，为规，为木工，为矛，为青怪，为鼽，为狂。
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日庚辛，辰申酉，声商，色白，味辛，臭腥，形革，生水，胜木，时杀，藏肝，存魄，性谊，情怒，事言，用从，挥乂，徵雨，帝少昊，神蓐收，星从其位，类为毛，为医，为巫祝，为猛，为旧，为鸣，为门，为山，为限，为边，为城，为骨，为石，为佩环，为首饰，为重宝，为大哆，为釦器，为舂，为椎，为力，为悬，为燧，为兵，为械，为齿，为角，为螫，为毒，为狗，为入，为取，为旱，为寇，为贼，为理，为矩，为金工，为钺，为白怪，为瘖，为僭。
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日丙丁，辰巳午，声徵，色赤，味苦，臭焦，形上，生土，胜金，时养，藏肺，存魂，性礼，情乐，事视，用明，挥哲，徵热，帝炎帝，神祝融，星从其位，类为羽，为灶，为丝，为网，为索，为珠，为文，为驳，为印，为绶，为书，为轻，为高，为台，为酒，为吐，为射，为戈，为甲，为（叢）丛，为司马，为礼，为绳，为火工，为刀，为赤怪，为盲，为舒。
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日壬癸，辰子亥，声羽，色黑，味咸，臭朽，形下，生木，胜火，时藏，藏肾，存精，性智，情悲，事听，用聪，挥谋，徵寒，帝颛顼，神玄冥，星从其位，类为介，为鬼，为祠，为庙，为井，为穴，为窦，为镜，为玉，为履，为远行，为劳，为血，为膏，为贪，为含，为蛰，为火猎，为闭，为盗，为司空，为法，为准，为水工，为盾，为黑怪，为聋，为急。
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日戊己，辰辰未戌丑，声宫，色黄，味甘，臭芳，形殖，生金，胜水，时该，藏心，存神，性信，情恐惧，事思，用睿，挥圣，徵风，帝黄帝，神后土，星从其位，类为裸，为封，为缾，为宫，为宅，为中霤，为内事，为织，为衣，为裘为菵，为絮，为牀，为廌，为驯，为怀，为腹器，为脂，为漆，为胶，为囊，为包，为舆，为毂，为稼，为穑，为食，为空，为棺，为櫝，为衢，为会，为都，为度，为量，为土工，为弓矢，为黄怪，为，为牟。
从上述《玄数》篇中，可以看出，其中的：“三八为木为东方，四九为金为西方，二七为火为南方，一六为水为北方，五五为土为中央”的描述恰好合乎了现传河图的方位排列，与河图不同，这里没有表明数的阴阳属性，而河图是通过黑白来表明数的阴阳属性的，不过关于数的阴阳属性在《易经·系辞上传》中早就有所描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结合起来，这就是河图。
同时在《太玄玄图》中，就是蔡运章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内容：“一与六共宗，二与七共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正如蔡运章先生所说，河图是并非宋代道士陈抟所创，而在东汉扬雄时代的《太玄》中就已经完整的存在了。
但问题到此还并未结束，如果说结构完整的河图是来自《太玄》，按当今的定论来看也只能说明河图是东汉时代的产物，原因是《太玄》被认为是扬雄的创造，这样只有考证了《太玄》不是扬雄的原创，才能进一步证明河图有更早的出处。而笔者已经通过大量的文献事实考据，验证了《太玄》是扬雄本于《九丘》而传承下来的上古文明经典，而非扬雄自己的原创。关于这一点欢迎大家访问我的主页，其中有文章详细的说明。
由于发现了《太玄》就是《九丘》，我们可以推断，现传河图有更早的来源。而这个来源的踪迹在那里呢？
《太玄玄数》所揭示的五刑分类，总结了《淮南子》、《吕氏春秋十二纪》、《尚书鸿范》中的内容，有些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这样看来，解释《太玄》的十篇文章大部分应当扬雄的作为，而《太玄》的基本结构就是《九丘》。
从年代上看，《淮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门人编著的，时代在公元前179~前122年
《吕氏春秋》据说是秦国宰相，文信侯吕不韦（？~前235年）在灭周之后，组织门人编写的，从《吕氏春秋》的内容来看，包含了大量周文明的遗迹，其中有三公九卿的官职级别，合乎太玄的三九体系。
《尚书鸿范》史官记录于武王伐肘成功之后。后经孔子编辑，到汉武帝时代出旧宅壁内。而扬雄的年代在（前53~18年）。所以五行学说在汉以前的近一千多年中，通过多种渠道，一直不曾中断过实质内容的传承，并在各种传承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和修正。从内容来看，河图是五行的基本构架，洛书是八卦的基本构架，而河图与洛书的重叠就是九宫的构架，三坟是上古文明的纵横关系构架，九丘八索也就是易经太玄是上述结构的数学模型，这样，一个本于天地人伦的基本文化哲学体系就完整的形成了。
除了上述内容中所提到的五行河图内容以外，在《黄帝内经》中也存在者一个五行河图体系，这个体系从表面上看和上述的体系存在一些矛盾，但是仔细来看，这个体系和上述体系也是统一的，属于河图体系的一个变换体系。
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在太玄中就有，而且这五常就是：“仁、义（谊）、礼、智、信”并且和五行的木、金、火、水、土相配。
九、从河图洛书、五行生克看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
秦汉之际河图洛书和五行开始神秘化
“河图洛书”和“五行” 是从秦汉之后开始神秘化的。有人会问，你谈先秦情况，为什么不说邹衍？据说邹衍是战国末期齐国人，知识渊博，有很多著作，受到诸侯们的尊敬。在赵国，因他几句话，赵王就罢了公孙龙子的职。邹衍还很神奇，他演奏音乐能改变气候，使燕国寒冷的山谷里长出庄稼；后来燕惠王把他下了冤狱，他仰天长叹，使五月天落下霜来。看来他比稍前于他的子思孟子还有学问，也显赫得多。就是他的《五德终始》成为五行生克说的滥觞。然而奇怪的是，他的著作一点也没有留下来，让后人只能从秦汉以后的著作散见其被引用的片言只语。这些片言只语可靠吗？我们只好从引用者去考虑了。那是秦汉以后的事了。
中国儒学的历史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现在已是共识。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时期；二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秦汉至宋以前的时期；三是以程朱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我们前面谈河图洛书与五行的情况，都属第一个时期。到秦火以后儒学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河图洛书和五行的含义也跟着起了变化。
什么变化呢？概括说，以前儒学是为诸侯分封制服务的，秦始皇要搞中央集权制，所以才将其付之一炬。自此以后儒家自觉不自觉地改变了态度。
服务对象不同了，儒家要对以前的服务工具重新加以审视。虽然先王的旗帜还要打，但是许多地方要重新加以解释和发挥。先秦文献中弹性最大、发挥容量最大的就是卜筮、易经、河图洛书和五行了。
最先对五行作生克解释的是《吕氏春秋》，这里就引用邹衍不知何时何地的一段话：“五德之次，从所不胜，古虞土，夏木”，又说夏（殷）的木德当为周朝的火德所代，而秦朝就是水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河名曰德水，以为水德始。”
这样看，邹衍的“五德”被吕不韦解释成“五行”，成了秦朝统治的理论基础之一。到汉朝，这更成了儒家理论创新的一大趋势，“五德相代”逐渐成了系统的“五行生克”。
汉朝出了孔安国、刘向、刘歆、京房等一大批讲经的儒士，队伍蔚为壮观。孔安国把黄河里出来的龙马，说得活灵活现；刘向著《洪范五行传》把五行生克的根据定为《洪范》；焦延寿和京房把河图洛书以及五行与《易经》凑在一起，搞起了“预测学”，另有一些人相互呼应。于是，“河图洛书”、“五行生克”走出了先秦文献，别出了一片天地。
其实真正推先秦文化入神秘雾境掀起造神运动的是董仲舒。可以说是从董仲舒手里，先秦的“儒道”，变成了汉朝的“儒术”。许多先秦诗意的比喻在此变成了机械的比附，先秦的元朴和天真在此变成了心计和狡黠。
《春秋》据说是孔子依据鲁国的编年史修订的一本书，可是原书并没有留下来，一直到汉以前都是口耳相传。传《春秋》的共有五家，到汉时形成文字的有三家，各家所传的经和作释的传有很大区别，《春秋﹒公羊传》是其中主要的一家。董仲舒是治《公羊春秋》的专家。《公羊春秋》有很多是公羊高的思想，现在有的学者就认为《公羊春秋》不属于儒家而属于“术家”。但是，既然董仲舒说服汉武帝提的口号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且历代都把董仲舒视为儒家，我们也没要必要另立新说，只要承认董仲舒自己的说法，儒道自此成为儒术就可以了。
把董仲舒的官场生涯和他的著作结合起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儒术的本质。董仲舒在景帝的时候就已经是博士，以治公羊春秋闻名，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道家学说，政治上追求无为，所以，董仲舒一直在韬光养晦，无所作为。武帝时，经济上虽然有有几十年的积累，府库充实，但内政外交方面的隐患也已暴露出来。待到武帝祖母,信奉道家学说的窦太皇太后驾崩之后，汉武帝才认为一展宏图的时机到了，所以广延人才，准备改革。董仲舒也认为它可以有一番作为了。在这样的形势下，董仲舒发表了他的“天人三策”
从汉武帝的策问中可以看出他对董仲舒的思想早有研究，所以他在第一策的策问中就启发式的说：“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又鼓励道：“子大夫明先生之业，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
在武帝的鼓励下，董仲舒连出三策。三策的中心是劝武帝实行政治改革，并且快下决心。第一策中就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年矣，不如退而更化。”在接下去的两策中，董仲舒提出了改革的具体建议，如兴太学；改吏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他还不惜笔墨地述说所提建议的根据，这些根据就是以公羊春秋为基础的天人思想。他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董仲舒把自己专业所攻的公羊春秋说成一部神书：“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
董仲舒在对天人相应的论证过程中把“河图洛书”、“白鱼入舟”、“火覆王屋”等等，都说成了“受命之符”。这样董仲舒就以他的《公羊春秋》、《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奠定了他的神学基础。他对这一理论还身体力行，亲自带领百姓参加祈雨等仪式。
在汉武帝和董仲舒共同创造的这种大气候中，不仅孔安国等人关于河图洛书、五行生克的说法得以生长繁衍，连司马迁、王充、张衡等这些严肃求实的学者也没有能正面去质疑，到班固作《五行志》的时候，更蒐集大量灾异祥瑞之类的材料，使天人感应有了更多的佐证。同时又有许多谶纬、卜筮之类的书出现，使迷信之风长期迷蒙于历史。
李申先生有一段话是这种风气的写照：“在汉代，被认为是天地神灵书写的东西就太多了。所谓‘谶纬书’，其中许多就是由天地神灵所写就的东西。随便什么人，只要找一块石头或什么东西，写上几个字，放在一个隐秘的地方然后自己再把它发现出来，于是这字就成了天地神灵书写的东西……王莽时代，官吏们见面，常开玩笑说：上天还没有给你任命书吗？”
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看得最透最早的，大概是汉武帝了。汉武帝在看了“天人三策”之后，大加赞扬，接受了包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内的一系列建议，但是并不把董仲舒留在朝里当宰相，而是让他到遥远的地方去当易王刘非的相国，以后又把他降职为中大夫。对此，后代学者大为不平。其实，怎么能够设想汉武帝把他留在身边呢？武帝会这样想：董先生呀，你的这一套吓唬大臣和老百姓可以，对我实行中央集权制改革也很有用，但把你留在身边，你今天托个祥瑞，明天托个灾异，你不就可以充当上天的喉舌，我刘彻岂不成了你的玩偶？
以后的事情就说明汉武帝是狠狠地玩了董仲舒一把。董仲舒在江都王刘非那里的时候，想利用六年前发生的辽东高祖庙和高祖陵两场大火，向武帝上书，说这两场火灾是上天的语言，建议武帝把亲戚和诸侯中最跋扈的人忍痛杀掉。不料，没等他把奏章上呈，就有人把他的手稿窃送给了武帝（会不会是董仲舒试探武帝的方法呢？）关于诸侯王的跋扈，武帝身受，他比董仲舒清楚，只是武帝认为时机不成熟。这是“天机不可泄露”的事呀！既然你把事情捅了出来，武帝就让大臣们议论此事，偏偏是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认为这是愚蠢的说法。根据汉朝法律董仲舒被判死刑。对此心知肚明的是武帝，所以他又下令赦免董仲舒，并且还让他去做官。后来，武帝认为力量积蓄够了，又抓住了淮南王、衡山王谋反的证据，时机成熟了，才授命吕步舒去处理此案，吕步舒杀人数万。
这件事后来被某些人用以证明灾异说的灵验，其实，汉武帝和董仲舒的这场政治迷藏，再清楚不过的说明了历史上神秘外衣和隐藏于其后的实质之间的神秘关系。
董仲舒要促进中央集权制的改革，也算与时俱进，他的思想中未必没有好东西，不过，后人要想弄清这些东西，功夫首先应该下在脱掉其神秘外衣上面。
在汉代术数派开始兴起，大概就是这一派的哪一个人向《易传》中塞进了一段所谓“大衍之数”的与上下文都没联系的话。这段话在马王堆帛书《易传》和郭店楚简中都没有。可是这段话竟成了历代术数家的权威根据。
阳和阴用来表示对立统一的事物的两个方面，是辩证法，现代科学中也广泛应用。然而，“大衍之数”要用奇数表示阳，叫天数，偶数表示阴，叫地数，从而要把万事万物都用数学来计算，又从没列出过这种计算的客观依据，这就陷入了纯数字游戏。“大衍之数”其实只把数字限制在从1到10的10个自然数中。5个奇数（天数）之和是25，5个偶数（地数）之和是30；从中心数5向两边排列，相同臂长的两个数之和都是10，总和是55．这个简单数列不和具体事实相联系的话，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的。术数家们硬说它能反映宇宙事物的普遍联系，并不去证明，因为根本无法证明。
以焦延寿和京房为代表的术数家们就是利用这些数和被曲解了的“五行”搞出了一套“预测术”。以后世代相传，添枝加叶，方法层出，多被方术之士用以谋生，有时也被官方作为政治手段，多传为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