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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西方《易经》研究的进展

[日期:2015-09-24]
二十世纪初,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研究《易经》已形成一定规模。英国的除了传教士身份的汉学家如艾约瑟等人外,翟理思(HerbertAllenGiles,1845-1935)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从事外交事务的汉学家,于1897年继威妥玛为剑桥大学汉文教授,著有两部研究《易经》的书:《来自中国的神奇传说》和《占卜概观》,都是在本世纪初完成的,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在西方,翟理思较早研究《易经》的占卜方面,他认为《易经》这部奇异的书可以视为神谕集,在《占卜概观》中他对这部人类文明早期著作的特点作了概括:《易经》的意义来自那些连续的或间断的图形,它们的位置可以在卦象的下端、中间或上端,它们相互对立、分离、合为一体,因而可以从八卦的形态或结构——具体讲是从八卦的符号、图形、作用和功能来了解《易经》的特点;每一卦是变化的,根据卦象的变化推演出某种相当于神谕的观念,从而获得指导生活、解答疑难的训戒。翟理思指出,自这部经典问世以来,每一位《易经》的读者都企求懂得如何用它来预言命运,感应神秘的天意。他的这两部书(特别是后一部)出版后,在英语世界拥有许多读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本土传统的注疏式《易经》研究逐渐被各种新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取代。运用近代科学的各种方法重新阐释易理、评估《易经》的价值和意义,成为中国近代易学演进的主导倾向。西方汉学界最早对中国本土易“古史辨”派的顾颉刚、李镜池从社会史学的立场研究《易经》的学术成果作出积极响应的是英国汉学家魏莱(ArthurWaley,1889~),他是英国研究中国美术史和思想史的专家,所撰的《易经》(TheBookofChanges)一文发表在1933年《远东考古博物院汇刊》(BulletionoftheMuseumofFarEastenAntiquities)第五期上。该文在《易经》的书名翻译上采用意译:“变化之书”。(而在十九世纪,《易经》的英译者往往对此采用音译,译作“TheYiKing”。本世纪以来的英方学者对《易经》往往都用意译。)魏莱这一论文对《易经》中难解的、有歧义的卦爻辞作了注解和翻译,如译《明夷·初九》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时,他根据李镜池所确信的“明夷”作为鸟名(TheMing-I)翻译(而卫礼贤译本则根据传统注疏“日入地中”翻译。
 
三十年代中期,有些中国学者直接用英文撰写易学著作及《易经》英译本,对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易经》研究趋向产生过不容低估的影响。这就是中国学者沈仲涛的几部英文易著:《〈易经〉的符号》(TheSymbolsofYiKing;orthesymbolsofthechineselogicofChanges);《〈易经〉汉英对照本》(TheTextofYiKinganditsappendixes)。从现代自然科学的立场阐释《易经》可说是沈仲涛的易著之主要特征,自十七世纪以来,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汉学家多从宗教和哲学的角度译介和阐述《易经》,而沈仲涛在《易经》研究中力图充分揭示蕴涵于这部古老经典中的现代科学意义。这当然并不是他个人的独创,在他之前或之后,中国学界许多富有现代科学素养的易学家已持与此相近的研究态度和学术立场,其中可举出抗辛斋、薛子潜、丁超五诸人。但将此见解系统介绍给西方学术界的,沈仲涛首有其功。沈仲涛富于现代科学的素养,《〈易经〉的符号》这部书是他凭借自己对西方科学的系统研究,经过十数年的苦心努力,翻阅了一百多种《易经》版本(包括西方汉学家的译本),收集了相当一部分传统占筮书和手稿而写成的。这部著作意在把读者“带入科学的领地”,向西方读者介绍卦在物理学、逻辑学和天文学上的精妙应用,力图阐明卦中所蕴含的宇宙变化原理:正是这些符号,使人们进入光与热、重力与吸力的世界。沈仲涛的《易经》英译主要根据理雅各的译本,但在许多地方作了相应增补和改译。他在译本的前言中说:“尽管理雅各著作的全部材料是有用的,而还是作了许多变更”。理雅各的译本是“经”、“传”分开的,沈仲涛把它们重新合并。当时西方学者引用《易经》英文,往往就采用沈仲涛的译本,如利本塞尔翻译汤用彤《王弼元周易论语新义》(WangPi'sNewIntenpretationoftheIChingandCun-Yi)时,主要就是参考沈仲涛的英译。沈仲涛的论著在西方的影响似乎更大,当代西方许多《易经》的译著和论著,往往设专章讨论现代科学与《易经》的关系。沈仲涛可说是国际上结合现代科学研究《易经》的首创者之一。
 
来源:《学术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