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易学今昔》，访余敦康先生
[日期：2015-05-16]
余敦康先生《易学三书》之一《易学今昔》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这是一本关于易学的历史文化与易学的现代价值的研究的学术著作。该书关于《周易》在中国文化的特殊功能、《周易》与中国政治文化及伦理文化的关系、关于易学智慧的现代价值、易学的管理思想诸方面，都有精到的讨论、深刻的发掘，对当代易学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该书分设十三个专题，从思维模式、价值理想、实用性的操作三个方面揭示《周易》作为中国文化之根的精髓。全书围绕《周易》的“太和”思想这一核心展开论述，认为和谐是《周易》的主旨、易学之要道，易道中的和谐意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也是《周易》的智慧的主脑。
《易学今昔》涉及易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易学名家张涛教授与余先生亦师亦友，携袁法周、董焱两位博士就《易学今昔》造门访谈，当时王广跃先生亦在座。以下为访谈记要。
张涛教授：
余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易学家，是1998年6月我在山东大学撰写的《秦汉易学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的导师之一，先生对我的论文评阅意见至今铭记不忘，从那时开始，经常受教于先生，今拜读先生新著《易学今昔》，感到新意迭出，在易学研究上别具一格，具有创新意义，示人以易学研究的新路向。
袁法周：
关于《周易》的思想，传统说法占主流地位的属于儒学派，《周易》为儒家经典，自汉以后“儒家主干”说确立，虽然也承认有道家思想的成分，但不占主要地位。《周易》的经与传的内容性质有很大的差别，《易传》虽然不能确定为孔子所作，但一般学者认为“是儒家对《易经》研究的论文集”（李镜池《周易探源》）。《经》是占筮书，但自汉儒以后诠释者的思想还是儒家占主流地位。虽然历代都有人指出《周易》中有道家思想，但没有明确指出它是道家系统的著作。1989年《哲学研究》第1期发表陈鼓应先生的《<易传·系辞>所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兼论<易传>乃道家系统之作》一文，他说《老子》的“自然观的形成，可上溯《易经》而下启《易传》，并成为《易传》哲学思想的主要骨干”，提出了《周易》道家思想主干说，属于道家系统之作。此说一出，曾在学界引出一场争论，似乎也未得出是儒是道的确切结论。余先生在《易学今昔》中列一专题：“《周易》的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一个儒道互补的新型的世界观”。但是先生又说过：“在先秦时期，易学并没有固定的学派属性，《周易》也不是专属于儒家的经典”（见张涛《秦汉易学思想研究》序文）。这是否等于说《周易》思想就是儒道互补的。怎样理解，特请教于先生。
（图左为我国著名易学家余敦康先生、右为北京师范大学易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涛教授）
余敦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周易》持儒家主干说或道家主干说，都不是完整的表述。《周易》的思想模式是一个儒道互补的新型的世界观。中国思想最古老的源头，是一种囊括天人的十分宏阔的整体之学，这种天人整体之学一方面援引天道来论证人道，另一方面又按照人道来塑造天道，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古人把这种循环论证的思想叫做“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的思路是由西周天命神学首先确定下来的，后来为儒、道、墨各家普遍继承。但是各家在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各有所偏重。大致说来，道家的思想偏重于“以人合天”，其重点是研究天道，极力使关于人道的主观理想符合天道自然无为的客观规律。儒、墨两家的思想偏重于“以天合人”，其重点是研究社会政治伦理问题，往往是根据关于人道的主观理想去塑造天道。因而这三家的思想各有所蔽，都不能算是一种完整的天人整体之学。但是，三家又都没有摆脱天人关系这根主轴。就总的发展趋势而言，儒家往往要从道家那里汲取自然主义的营养来补充自己，道家也往往要从儒家那里汲取人文主义的营养来补充自己，从而在中国思想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儒道互补的基本格局。这种儒道互补也就是中国思想发展的普遍规律或必然的归宿，因而只有把儒道两家各有所偏的倾向结合起来，相互补充，才能使“天人合一”的思路得以全面地贯彻，通过“以人合天”与“以天合人”的不断地循环往复来把握那个天人整体。
早在先秦时期，这种儒道互补的基本格局就已经开始形成了。《易传》的思想体系就是一个显明的例证。《易传》的思想是战国末年学术大融和的产物。《易传》的思想体系完全是围绕着“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命题而展开的。这是一个合天人、通物我的命题，是自然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易传》的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集中体现在这个命题之中。这在先秦思想史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既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道家的。但是，这个命题显然是对儒、道两家的综合总结，也可以说既有儒家的影响，也有道家的影响。所以说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之学非道非儒，亦道亦儒。
《易传》的这种儒道互补思想，就其研究的对象与追求的目标而言，不仅与儒、道两家相通，而且与其他各家也是相通的。先秦诸子都以天人整体作为共同的研究对象，都力求用自己的体系来把握这个天人整体的根本原理，作为自己学术活动的最高依据的。《系辞下》指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传》对先秦各家思想的这个总的看法，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体现了中国思想的共同特征。
“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命题，对天人整体的外延与内涵作了完整的表述。这个“道”可以分开来说，有天道、地道、人道，包括了自然与社会和谐两个方面。如果合起来说，这个命题所表述的就是天与人的整体和谐，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这就是中国思想所普遍追求的那种由是而之焉的道，既有理智的了解，也有情感的满足，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是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命题所表述的就是天与人的整体和谐，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
（袁法周博士与余敦康先生合照）
张涛教授：
《易学今昔》这本书的主轴就是天人关系的整体和谐思想。《周易》中的天人整体和谐的思想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太和”。《周易》在乾卦的《彖传》中首先提出了“太和”的思想，认为由于乾道的变化，万物各得其性命之上，刚柔协调一致，相互配合，保持了最高得和谐，所以万物生成、天下太平。余先生在书中对“《周易》的太和思想”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这不仅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易道的特质，而且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想，对于我们今后继续探索易学，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余敦康先生：
就易道的价值理想而言，则是追求一种以“太和”为最高目标的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乾卦·彖传》中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是先秦各家中对整体和谐的最完美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理想。易道致力于追求一个以“太和”为最高的天人和谐的理想，也就是《易传》的思想体系中统贯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整体之学。《易传》自觉地接上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源头，融汇为一种代表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和谐之道。《易传》对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也集中体现了天人整体和谐的思想。《周易》主张政治和谐。《易》为拨乱反正之书；《易》论政治得失和治民之道，论治乱兴衰的规律，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融为一体的，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智慧博大精深，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易传》的根本主旨在于推天道以明人事。就天地万物的变化而言，阴阳、刚柔两大对立的势力相反相成。在相互推移激荡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消息盈虚”的秩序，称之为“天行”。照《周易》看来，人类社会可以遵循“天行”的规律，谋求一种社会和谐，这就叫“推天道以明人事”。也就是说，根据对支配着自然界的那种和谐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来谋求人事社会的和谐。“一阴一阳之谓道”是适用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条总的原则。但是，就阴阳这两大势力的本性而言，既有统一的一面（和谐），也有斗争的一面（不和谐）。由于现实处境在阴阳不测规律的支配下，有时和谐，有时冲突，如果斗争、冲突的一面占了上风，就破坏了和谐，就社会来说，造成了秩序的混乱。所以《易传》强调指出，《周易》是圣人怀着忧患意识写成的一部拨乱反正之书。《易传》把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刚柔相济、阴阳配合的统一体，强调君权的相对性而否定其绝对性，运用社会长期积淀形成的文化道德因素对君权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因此，历代有识之士为了治理乱世，使之恢复正常安定，往往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从《易传》中寻找拨乱反正的理论根据。这就在中国的政治文明中形成了一种以《易传》的和谐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易传》的和谐思想中，始终是贯穿着一种经纶天下、建功立业的实践精神，力求克服现实与理想的背离，用理想来纠正现实，使现实符合于理想。《周易》对治乱兴衰规律的研究，是最能启发人们的政治智慧。《周易》以和谐的价值理想为标准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客观变化作了分类，即治、乱、离散与改易四种；《周易》联系人们的主体行为对治乱兴衰的内在原因作了深入的研究；《周易》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治乱兴衰的规律，而且给人们指明了一条拨乱反正的通变之道。我们应该学习古人，对《周易》所蕴含的政治智慧进行深入的研究。
董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生）：
诚如先生所言，《周易》关于冲突与和谐的研究，一方面洋溢着一种奋发有为的高昂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又对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有着清醒的客观认识，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
余敦康先生：
是的。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而言，《周易》十分重视道德伦理的作用，极力宣扬一种德治思想。《象传》对六十四卦卦象的解释，集中体现了《周易》的这一特色。儒家的德治思想强调关心人民的生活，如果人民的生活失去保障，就会危及在上者的统治地位，破坏整个社会的和谐。
袁法周：
学生读近人刘武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他在注释《德充符》篇中“游心于德之和”一语时说，儒、道、释“三家之名虽别，其理则同，其保合太和之道，亦未尝不同也”。他又说：“天无二道，理无二致，为道与释者，同秉此阴阳二气而生，亦同修此阴阳二气之和而已，乌在其能异哉！”他在解释“保始之徵”时说：“保始即保和，《易》所谓‘保合太和’尤足相证，亦即上文‘游心于德之和’之义也。”又他的结论是：“道家所重在养生，而养生之要，则在养此生生之和。庄子之道，而在于此。故‘游心于德之和’句，为庄子之要道，不仅为本篇之主旨，亦全书之主旨也。”怎样理解道家之和与《易传》“太和”的关系呢？向先生请教。
余敦康先生：
“保合太和”是《周易》的核心思想。“太和”汲取儒、道两家的和谐思想。儒家侧重于追求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道家侧重于追求天与人的自然和谐。《易传》的“太和”观是儒、道两家和谐思想的整合与提升。就“元亨利贞”所表述的自然和谐而言，是与道家的思想相通的，清代易学家惠栋在《易例》中曾对此作了很好的论证。但是，《易传》自然和谐的思想毕竟与道家大不相同。道家虽然看作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但是，“天地不仁”，其本身并不蕴含任何与人的价值理想相关的伦理意义。《易传》与道家不同，它力求把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在一起，既要关乎天文，也要关乎人文，随时随地从自然的和谐中探寻其所蕴含的伦理意义，谋划社会和谐。因此，《周易》重视发挥“自强不息”的奋发有为精神，而与道家那种强调无为的思想不同。
历代易学家都十分重视对《周易》的太和思想的研究。如汉易中的京氏易与《易纬》也是体现了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以及追求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魏晋易学在玄学思潮中，把传统的天人之际的问题转化成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就当时的时代课题而言，人们不满足于现实的名教社会，而憧憬一种合乎自然的名教社会，王弼根据这种时代课题的需要，作《周易注》“乃全释人事”，谋求社会和谐。宋代伊川易学把秩序与和谐的结合称之为“保合太和”。所谓“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程颐认为差异与统一、秩序与和谐的完美结合，谓之太和。太和即最高的和谐。
王广跃（山东临清华美公司董事长）：
根据先生所言，所谓和谐，在《周易》中就是对立的统一，阴与阳、刚与柔的完美结合。在这种和谐的境界中，一方面是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至诚无妄，体现了天地之序；另一方面是刚柔相济，阴阳协调，体现了天地之和。但是这种和谐说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余敦康先生：
在当今的世界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冲突。就全球范围而言，有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及各个地区之间的冲突。就一个国家的内部而言，有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是人们每曰每时必须面对的生存的困境和严峻的现实。至于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法，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立足于斗争，一种是立足于和谐。从上世纪以来人类所积累的大量实践经验来看，前一种方法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冲突，而只能使之更加激化，而后一种方法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就我们国家看，现代中国的社会与古代不同，正处于转型时期，也就是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改制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有各种各样的对立，除了从古代沿袭下来的那些对立之外，还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所有这些对立，综合凝聚为一种具有新的转型期特征的理想与现实的对立，许多应当有的正面的东西呼之不来，不应当有的负面的东西挥之不去，造成了精神的分裂、价值的失落以及文化的危机。
王广跃：
如何解决我们国家处在转型时期的矛盾冲突呢？“文革”时期是立足于斗争，把冲突的双方看成是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采取激烈斗争的方法，进行强制性的控制，建立单向度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结果越斗越乱，使国家走到危机的边缘。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立足于和谐，一方面清醒地面对现实，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对冲突的根源做出理性的分析，贯彻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又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理想，使我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余敦康先生：
是的。人类社会毕竟是人们必须生活于其中的家园，在一个无休止的争吵的家园中长期生活而怡然自得是难以想象的。古今中外的历史有许多的个性，也有许多的共性。生活在中国先秦时期的人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当今世界也常常会遇到。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这个世界是变得越来越小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各种人际关系理顺，也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手段来抑制和根除爆发于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回温一下《周易》的太和思想，激发更多的人们追求最完美的和谐，共同谋划一种如同天地万物那样调适畅达、各得其所的社会发展前景，或许是有益的。
王广跃：
先生在这里提了一个现代人如何运用《周易》的学习课题。先生在书中设有“漫谈《周易》的智慧”的专题。指出《周易》的智慧是一个发掘不尽的宝藏，能够对我们现代的改革事业发挥一定的作用。认为《周易》的智慧就在于“涉世妙用”，具有强烈的实践可能，是一种指导人们正确行动的理论。但大多数人学玩《易》往往流于神秘虚玄，脱离实际，不从“开物成务”着手。就目前学术界对于《周易》的实践功能以及它的“涉世妙用”的智慧，仍有待进一步去发掘。余先生注意到这种倾向，曾在上世纪90年代主编《易学与管理》，今又在《易学今昔》中设“易学中的管理思想”专题，强调《易》为管理之书，对“管理的最高目标”、“管理的操作原则”作了精审的论述，特别是对“易学与现代经营管理”的研究，对我的教益太多了。我是做企业管理工作的。我的体会有两点：一是，《周易》的宇宙论、本体论和辨证法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纯粹理性的认识，而始终是和人们的实践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是它蕴藏着丰富的决策思想和管理思想，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而且系统地研究了人们的行为，也是一部关于决策和管理学的专门著作。
余敦康先生：
《周易》与现代的控制论、协同学息息相通，把价值理性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是《周易》管理哲学的一个基本着眼点。所谓管理行为，其实质含义也就是尽可能地在阴阳之分与阴阳之合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对组织目标进行不懈的追求。《周易》根据这个思想设计了许多理想的模型。易学管理思想的本质所在，是指导人们自觉地迁善改过，像孔子说的“学易，可以无大过”。作为一个现代的企业家，生活在现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把易学用于现代的经营管理，关键在于发掘主体意识，联系到现代人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去“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神而明之”。大致说来，《周易》作为古代的一部关于决策管理的专著，对现代经营管理的指导作用可以从五个方面去深入发掘：一是“刚柔立本”的组织原则；二是“变通趣时”的达变原则；三是“圣人成能”的调控原则；四是“仁以守位”的用人原则；五是“崇德广业”的领导自身的修养。
张涛教授：
听贤者议论之宏辨，胜读十年书。《易学今昔》内容丰富宏博，大家需要请教于余先生的问题尚多，有待于异曰了。
来源：学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