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日期：2015-03-15]
晚明耶稣会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在清初期，中西文化交流达到很高的程度。在康熙的直接安排下，法国入华传教士白晋等人对中国的经典《易经》进行长达五年多的研究，这是清前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部分研究，并取得一些进展。①但由于白晋研究《易经》的中文原始文献尚未公布，绝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还不能使用这批文献，相关的研究仍有许多问题还未解决。本文依据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白晋读《易》的原始文献，并吸取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通过《易经》研究在康熙和白晋之间所展开的文化对话做一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一康熙安排白晋等人研究《易经》的基本情况
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是首批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到北京后和张诚（FrancoisGerbillon,1654—1707）一起在宫中为康熙服务，深得康熙宠爱。白晋很早就开始对中国文化的研究，1697年返回法国，在巴黎做讲演时就说：“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易经》这本书“蕴含了中国君主政体的第一个创造者和中国第一位哲学家伏羲的（哲学）原理。”②这说明，此时白晋已经研读《易经》，并认识到《易经》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六年后，即康熙四十二年（1703），白晋就已经写出研究中国典籍的著作《天学本义》。③在自序中提到《易经》说：“秦始皇焚书，大《易》失传，天学尽失。”表明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恢复天学，上卷是《择其解益明经书系天学之本》，下卷是《择集士民论上天公俗之语》，④如韩琰在给白晋《天学本义》所写序中所说：“此书荟萃经传，下及方言俗语，其旨一本于敬天。”⑤此时，白晋研究的内容虽然涉及《易经》，但尚未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易经》的研究上。
目前发现康熙安排白晋读《易》最早的文献是这样记载的：
四月初九日，李玉传旨与张常住：据白晋奏说，“江西有一个西洋人，曾读过中国的书，可以帮得我。”尔传于众西洋人，着带信去将此人叫来。再白晋画图用汉字的地方，着王道化帮着他略理。遂得几张，连图着和素报上，带去。如白晋或要钦天监的人，或要那里的人，着王道化传给。钦此。⑥据学者考证，这份文献的时间应是在康熙五十年。⑦傅圣泽（Jean-FransoisFoucquet,1665—1741）进京后和白晋一起研究《易经》，康熙对他的研究情况也十分关心。傅圣泽奏：
臣傅圣泽在江西聆听圣旨，命臣进京相助臣白晋同草《易经》稿。臣自愧浅陋，感激无尽。因前病甚弱，不能陆路起程，抚院钦旨即备船只，诸凡供应，如陆路速行于六月二十三日抵京。臣心即欲趋赴行宫，恭请皇上万安，奈受暑气不能如愿，惟仰赖皇上洪福，望不日臣躯复旧，同臣白晋竭尽微力，草《易经》稿数篇，候圣驾回京，恭呈御览。⑧
在白晋研究《易经》的过程中，康熙十分关注，多次问及此事：
七月初五日，上问：“白晋所释《易经》如何了？钦此。”王道化回奏：“今现在解《算法统宗》之攒九图，聚六图等因具奏。”上谕：“朕这几个月不曾讲《易经》，无有闲着；因查律吕根原，今将黄钟等阴阳十二律之尺寸积数，整音、半音，三分损益之理，俱已了然全明。即如箫笛、琵琶、弦子等类，虽是玩戏之小乐器，即损益之理也，查其根源，亦无不本于黄钟所出。白晋释《易经》，必将诸书俱看，方可以考验。若以为不同道则不看，自出己意敷衍，恐正书不能完，即如邵康节，乃深明易理者，其所有占验，乃门人所记，非康节本旨，若不即其数之精微以考查，则无所倚，何以为凭据？尔可对白晋说：必将古书细心校阅，不可因其不同道则不看，所释之书，何时能完？必当完了才是。钦此”。⑨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康熙不仅自己认真研究中国传统的数学、律吕和《易经》的象数之学，而且对白晋提出批评，“不可因其不同道则不看”，也不要敷衍了事。这说明康熙十分清楚白晋的想法，知道他作为一个传教士在理解《易经》上会遇到许多问题。
《易经》为六经之首，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读懂并非易事。白晋在给康熙的奏书中也道出其苦衷：“初六日，奉旨问白晋‘尔所学《易经》如何了？钦此。’‘臣蒙旨问及，但臣系外国愚儒，不通中国文义。凡中国文章，理微深奥，难以洞澈，况《易经》又系中国书内更为深奥者。臣等来中国，因不通中国言语，学习汉字文义，欲知中国言语之意，今蒙皇上问及所学《易经》如何了，臣等愚昧无知，倘圣恩不弃鄙陋，假年月，容臣白晋同傅圣泽细加考究，倘有所得，再呈御览，求圣恩教导，谨此奏闻。”⑩由此可见，康熙对白晋等人研究《易经》活动督促很紧，他们似乎跟不上康熙的要求和期望。
傅圣泽进京后和白晋一起研究《易经》，二人随时将学习的情况向康熙汇报，(11)梵蒂冈图书馆藏的一份文献说明了这一点：
有旨问，臣白晋你的《易经》如何？臣叩首谨奏。臣先所备《易稿》粗疏浅陋，冒渎皇上御览，蒙圣心宏仁宽容，臣感激无极。臣固日久专于《易经》之数管见，若得其头绪尽列之于数图，若止臣一人愚见，如此未敢轻信。傅圣泽虽与臣所见同，然非我皇上天纵聪明，唯一实握大易正学之权，亲加考证，臣所得易数之头绪不敢当，以为皇上若不弃鄙陋，教训引导，宽假日期，则臣二人同专心预备，敬呈御览。(12)白晋向康熙奏报二人在《易经》研究上遇到的困难，希望康熙“教训引导，宽假日期”，亦说明康熙对白晋等人研究《易经》的细节非常注意。
傅圣泽于康熙五十年进京协助白晋研究《易经》，和白晋产生分歧后，(13)康熙就安排他研究数学和天文。康熙五十二年四月，他在给康熙的奏书中说：
臣傅圣泽系外国愚儒，不通中国文义，蒙我皇上洪恩，命臣纂修历法之根。去岁带至热河，躬亲教导，实开茅塞。《日躔》已完，今岁若再随驾，必大获益，奈自去口外之后，病体愈弱，前病复发。其头晕头痛，迷若不知，即无精力。去岁犹有止时，今春更甚，几无宁息，不可以见风日。若再至口外，恐病体难堪，抑且误事。惟仰赖我皇上洪恩，留臣在京，静养病躯。臣尝试过，在京病发之时少，而且轻，离京则病发之时多，而且重，今求在京，望渐得愈，再尽微力，即速作历法之书，可以速完。草成《月离》，候驾回京，恭呈御览，再求皇上教导。谨此奏闻。(14)说明傅圣泽协助白晋研究《易经》的时间不过两年。当然，傅圣泽主要做数学和天文学研究后，对《易经》的研究并未停止，在这一段时间仍然写了不少研究《易经》和中国文化的论文。(15)
白晋作为“索隐派”的主要成员，在“礼仪之争”中处于很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反对阎当代表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等派别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另一方面，由于想推进和坚守利玛窦的思想和规矩，从而和耶稣会的原有思想和路线也产生矛盾，因此白晋向康熙奏报：
臣白晋前进呈御览《易学总旨》。即《易经》之内意与天教大有相同，故臣前奉旨初作《易经稿》，内有与天教相关之语。后臣传傅圣泽一至，即与臣同修前稿，又增几端。臣等会长得(16)知，五月内有旨意，令在京众西洋人同敬谨商议《易稿》所引之经书。因(17)寄字与臣二人云：‘尔等所备御览书内，凡有关天教处，未进呈之先，当请旨求皇上谕允其先查详悉。’臣二人日久专究《易》等书奥意，与西土秘学古传相考，故将己所见，以作《易稿》，无不合与天教，然不得不遵会长命，俯伏祈请圣旨。(18)这件事实际上涉及耶稣会内部在“礼仪之争”中的矛盾，白晋为证明利玛窦路线的正确性，采取索隐派的做法，认为中国的《易经》等古籍中就有神迹。其他耶稣会士认为白晋走得太远了，如果照白晋的理解，中国倒成了天学之源。所以，在京的其他耶稣会士要求白晋所有上交给康熙的文稿都要审查。耶稣会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教权对皇权的一种挑战，无疑会使康熙很反感。有学者认为，耶稣会的这种做法可能是导致康熙逐渐对白晋研究《易经》失去兴趣的原因之一。(19)
随着“礼仪之争”的深入，梵蒂冈和康熙的矛盾日益加深，入华传教士内部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康熙逐渐失去了对白晋研究《易经》的兴趣：
五十五年闰三月初二日，为纪理安，苏霖，巴多明，杜德美，杨秉义，孔禄食，麦大成，穆敬远，汤尚贤面奏折，上将原奏折亲交与纪理安等。谕赵昌，王大化，张常住，李国屏，佟毓秀，伊都立尔公同传于白晋，纪理安等所奏甚是。白晋他做的《易经》，作亦可，不作亦可。他若要作，着他自己作，不必用一个别人，亦不必忙，俟他作全完时，再奏闻。钦此。(20)尽管如此，康熙仍很宽容，让白晋继续进行《易经》的研究。
这样我们看到，从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五年，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康熙亲自组织了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并随时解决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在当时应是件大事。康熙为什么要让白晋等人读《易经》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康熙让白晋研究《易经》的目的及其影响
康熙让一个外国传教士研究《易经》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首先，康熙对科学的兴趣很大，这是安排白晋研究《易经》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汤若望和杨光先的历法之争开始，康熙就对西方科学产生兴趣，正如他事后所说：“朕幼时，钦天监汉官和西洋人不睦，相互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21)在中国历史上像康熙这样用心学习西方科学的皇帝可能仅此一人。(22)康熙即位不久，就请南怀仁（FerdnandVerbiest,1622—1688）讲授天文数学，后又将张诚、白晋等留在身边讲授几何学。康熙对数学的这种热情一直保持着，康熙五十二年下令开蒙养斋：
谕和硕诚亲王允祉等，修辑律吕算法诸书，著于蒙养斋立馆，并考定坛庙宫廷乐器。
举人赵海等四十五人，系学算法之人。尔等再加考试，其学习优者，令其修书处行走。(23)同年六月十七日，和素给康熙的奏报称：
西洋人吉利安，富生哲，杨秉义，杜德海将对数表翻译后，起名数表问答，缮于前面，送来一本。据吉利安等曰：我等将此书尽力计算后，翻译完竣，亦不知对错。圣上指教夺定后，我等再陆续计算，翻译具奏，大约能编六七本。(24)这说明康熙当时在研究数学问题，对数学有着极大的兴趣。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到热河避暑山庄，将陈厚耀等人都带到承德，同他们讨论《律历渊源》的编写，(25)第二年命诚亲王允祉等人“修律吕，算法诸书”。(26)
很清楚，康熙安排白晋等人研究《易经》，正是他热衷于西方数学之时。《易经》研究在中国的经学解释史上历来就有“义理派”和“象数派”两种路向，因为《易经》本身是有符号系统和概念系统的结合体，所以这两种解释方法都有其内在的根据，且皆有著作传世。在象数派的著作中就包含了许多数学的内容，如郑玄所做的“九宫数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矩阵图”。(27)康熙对邵雍等象数派的《易经》研究也十分清楚。康熙五十年二月在和直隶巡抚赵宏燮论数时，康熙说：“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被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28)这说明康熙把对数学的兴趣和中国典籍《易经》结合了起来，两个月后就传旨江西巡抚郎廷极，让傅圣泽进京协助白晋研究《易经》。
梵蒂冈图书馆也有康熙研读阿尔热巴拉法的文献，说明康熙当时对数学的兴趣。“谕王道化。朕自起身以来每日同阿哥等察阿尔热巴拉新法。最难明白他说比旧法易。看来比旧法愈难，错处亦甚多，鹘突处也不少。前者朕偶尔传与在京西洋人开数表之根，写得极明白。尔将此上谕抄出并此书发到京里，去着西洋人共同细察，将不通的文章一概删去，还有言者甲乘甲、乙，乘乙总无数目，即乘出来亦不知多少，看起来此人算法平平尔，太少二字即可笑也。特谕。”(29)从中可以看到，康熙对数学简直到了着迷的程度。这份文献也说明，在康熙学习数学的过程中，白晋等传教士起着重要的作用。白晋之所以能参与此事，是因为他入宫后曾和张诚一起用满文给康熙讲授几何学，做过康熙的数学老师，康熙对他教授数学的能力是充分信任的。另外，在当时的传教士中，白晋的中国文化基础最好，康熙曾说：“在中国之众西洋人并无一人通中国文理，惟白晋一人稍知中国书义，亦尚未通。”(30)康熙认为能完成此事者非白晋莫属。(31)
白晋对康熙的想法应该是清楚的，所以从象数的角度研究《易经》是他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他
在《易数象图总说》中说：“内易之秘，奥蕴至神，难测而难达，幸有外易数象图之妙，究其内易之精微，则无不可知矣。”(32)在《易学外篇》首节中说：“易之理数象图，相关不离，诚哉！斯言也。盖言理莫如数，明数莫如象，象数所不及者，莫如图以示之。”(33)
在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文献中，有一件白晋研究《易经》的日程表及康熙读白晋研究论文后的御批，主要内容就是在交流《易经》所包含的数学问题。
二十四日。进新改了的释先天未变之原义一节，又释河洛合一，天尊地卑图，为先天未变易数象图之原一本，并《历法问答》定岁实法一本，交李三湖呈奏。奉旨：朕俱细细看过了，明日伺候。钦此。
二十五日呈览。上谕：尔等所译之书甚好了，朕览的书合于一处，朕所改已上所谓地形者之处，可另抄过送上。
七月初四日。呈御笔改过的《易经》，并新得第四节释天尊地卑图，为诸地形立方诸方象，类于洛书方图之原，及大衍图一张，进讲未完。上谕：将四节合定一处，明日伺候。钦此。
初六日，呈前书并新作的释天尊地卑图，得先天未变始终之全数法图二张，进讲。上谕王道化，白晋作的数甚是明白，难为他，将新作的天尊地卑图，得先天未变始终之全数法并图留下，《易经》明日伺候。钦此。
初七日，进大衍图。上谕：将大衍图留下，朕览，尔等另画一张，安于书内，钦此。谕尔等俱领去收看，钦此。
十二日，进讲类洛书耦数方图之法一节，图一张，呈览。上谕：将耦数方图之法与前日奇数之法合定一处，尔等用心收看，钦此。本日御前太监叶文忠奉旨取去原有御笔写类书方图奇数格一张，并耦数方图一张。传旨，照此样多画几张。钦此。本日画的奇数方图格二张，教太监李三湖呈上，留下。
王道化谨奏：初九日，恭接得上发下大学士李光地奏折一件，并原图一幅，说册一节与白晋看。据白晋看，捧读之下，称深服大学士李光地精通易理，洞晓历法。(34)这里所讲的《天尊地卑图》、《释先天未变之原义》、《洛书方图》、《大衍图》等，均为白晋从象数角度研究《易经》的图和著作。康熙出于对数学研究的兴趣，希望白晋研究《易经》，发现其中的数学奥秘。白晋在研究过程中又进一步强化了康熙这方面的兴趣。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正是白晋《易经》研究中的数学和象数的内容“使得康熙领会了其中的数学的奥秘，并使康熙对《易经》的兴趣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康熙让一个外国人研究《易经》的原因或在于此。”(35)目前，这个问题仍待进一步研究，上述白晋所绘制的各种《易经》象数的图式仍有待发现和系统整理。
其次，通过白晋的《易经》研究来证实“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是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对清初的思想和学术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谁最早提出这一思想，学术界尚有争论。(36)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康熙四十三年，康熙在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37)
康熙五十年，康熙在和直隶巡抚赵宏燮论数时说：“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被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38)这段话是康熙首次把“西学中源说”和《易经》联系起来，其依据就是“阿尔朱巴尔”。根据这个谈话的内容和时间，可以做出两个判断：其一，康熙在此前已经了解并学习了西洋算法阿尔朱巴尔法；其二，开始给康熙讲授这一算法的不是傅圣泽，因为傅圣泽接旨进京协助白晋研究《易经》的时间应是康熙五十年四月以后，即在康熙和赵宏燮谈话之后，魏若望认为傅圣泽康熙五十一年八月在热河时向康熙献《阿尔热巴拉新法》事，显然值得商榷。(39)
康熙四十二年，张诚、白晋、安多（AntoineThomas,1644—1709）、巴多明（DominiqueParrenin,1665—1741）、杜德美（PierreJartoux,1668—1720）在给康熙讲授西方数学时已经包括阿尔热巴拉法。这期间翻译的西洋数学书就有《借根方算法节要》，《借根方算法》有多种译法，(40)《东华录》译为“阿尔朱巴尔法”，梅文鼎在《赤水遗珍》中作“阿尔热八拉”。阿尔热巴拉法在数学上指的是代数，出自825年阿拉伯数学家阿尔—花拉子模（MohammedibnMusaaikhowarizmi）所做的AI-jabrw'almuqabala一书，是代数学之祖。“这本书在12世纪译成拉丁文时，书名为‘Ludusalgebraeetalmucgrabalaeque’，后来简称algebra，今译为‘代数学’”。(41)
代数学源于东方，后传到西方，康熙说是“东来之法”并不错。但“东来”实际上应是源于阿拉伯，而康熙很可能把它理解为源于中国。有学者怀疑，这是否为“传教士为讨好康熙而故意编造的谎话呢”？(42)史无凭证。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康熙在安排白晋研究《易经》以前，已有以《易经》为西洋算法之源的想法。说明康熙安排白晋研究《易经》时有明确政治意图。因为“西学中源说”实际上是康熙对待西学的一种基本策略，是他在当时的中西文化冲突中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文化政策。(43)
当傅圣泽再次向康熙传授阿尔热巴拉新法时，“用天干开首的甲，乙，丙，丁等字表示已知数，用地支末后的申，酉，戌，亥等字表示未知数（和笛卡尔用a,b,c,d等字母表示已知数，用x,y,z等字母表示未知数相仿），又用八卦的阳爻——作加号，用阴爻——作减号，以＋为等号。”(44)康熙在安排傅圣泽进京协助白晋研究《易经》以后，再次对阿尔热巴拉法表示出兴趣。
梵蒂冈图书馆的文献也证实这一点：
启杜、巴、傅先生知：二月二十五日三王爷传旨，去年哨鹿报上发回来的阿尔热巴拉书，在西洋人们处，所有的西洋字的阿尔热巴拉书查明，一并速送三阿哥处，勿误。钦此。帖到可将报上，发回来的阿尔热巴拉书并三堂众位先生们，所有的西洋字的阿尔热巴拉书查明，即送到武英殿来，莫误。二月二十三日李国屏和素。(45)
字与杨、杜、纪、傅四位先生知：明日是发报的日子，有数表问答，无数表问答书，四位先生一早进来，有商议事，为此特字。六月二十五日李国屏和素。
字启傅先生知：尔等所作的阿尔热巴拉，闻得已经完了，乞立刻送来以便平定明日封报，莫误。二月初四李国屏和素。
十月十八日奉上谕新阿尔热巴拉，朕在热河发来上谕，原着众西洋人公同改正，为何只着傅圣泽一人自作，可传众西洋人，着他们众人公同算了，不过傅圣泽一人自作，不过傅圣泽说中国话罢了。务要速完。钦此。王道化。(46)康熙前后两次热衷于学习阿尔热巴拉法，一方面和他的数学兴趣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他的“西学中源”思想有直接联系。在指导白晋研究过程中，康熙提醒白晋注意中国古籍中包含着丰富的数学思想，告诫白晋“必将古书细心校阅，不可因其不同道则不看”。这实际在引导白晋向他的思想方向发展，正如在此期间康熙对李光地所说：“尔曾以《易》数与众讲论乎？算法与《易》数吻合。”(47)
三康熙让白晋研究《易经》是他在“礼仪之争”中所采取的重要步骤
“礼仪之争”是康熙年间中国和西方关系中最重大的事件，这场争论对康熙的天主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康熙三十九年在清宫中的耶稣会士精心策划了一份给康熙的奏书：(48)
治理历法远臣闵明我、徐日昇、安多、张诚等谨奏，为恭请鉴，以求训诲事。窃远臣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愿闻其详等语。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聪明、爵禄也而拜也。祭礼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依儒礼亦无求佑之说，惟尽孝思之念而已。虽设立祖先之牌位，非谓祖先之魂在木牌位之上，不过抒于子孙报本追远，如在之意耳。至于郊天之礼奠，非祭苍苍有形之天，乃祭天地万物根原主宰，即孔子所云，“社郊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有时不称“上帝”而称“天”者，犹如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类。虽名称不同，其实一也。前蒙皇上所赐匾额亲书“敬天”之字，正是此意。远臣等鄙见，以此答之。但缘关系中国风俗，不敢私寄，恭请睿鉴训诲。远臣等不胜惶悚待命之至。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奏。(49)康熙当天就批下这份奏书：“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50)
康熙四十三年，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公布谕旨，正式判定“中国礼仪”为异端，应予禁止。(51)四十四年，多罗特使来华。四十五年，康熙在畅春园接待多罗特使，传谕：“西洋人自今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同时让在华的传教士“领票”，告诫传教士“领过票的，就如中国人一样。”(52)四十六年，多罗特使在南京正式公布教宗禁止中国教徒祭祖敬孔的禁令，康熙在最后一次南巡中接见传教士，并有“永在中国各省传教，不必再回西洋”等语。(53)派传教士龙安国（AntoinedeBarros,1664—1708）、薄贤士（AntoinedeBeanvollier,1656—1708）、艾若瑟（GiuseppeAntonioProvana）、陆若瑟（RaimundoJosēdeArxo）先后返回罗马，向教廷解释其政策。四十九年，马国贤（MatteoRipa）、德理格（TeodoricoPerlrin）来华，康熙命傅圣泽进京协助白晋研究《易经》。五十一年，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发备忘录，确认多罗在中国所发的教令。五十四年，教宗克莱门十一世颁布《从登极之日》。(54)五十五年，康熙当着众传教士的面痛斥德理格有意错译康熙致教宗的信。[55]五十六年，嘉乐特使来华。
从以上列出的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康熙安排白晋研究《易经》的时间，正是“礼仪之争”激烈之时，是在多罗特使和嘉乐特使来华之间，此时也是康熙和罗马教廷关系紧张之时。这时康熙开始考虑对在华传教士应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和要求。康熙四十五年传谕：“近日自西洋所来者甚杂，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为行道者，难以分辨是非。如今尔来之际，若不一定规矩，惟恐后来惹出是非，也觉教化王处有关系，只得将定例先明白晓喻，命后来之人谨守法度，不能少违方好。”(56)康熙对传教士反复讲的就是要遵守利玛窦的规矩。康熙第二次接见多罗时，向他说明了对待传教士的基本政策：“中国两千年来，奉行孔学之道。西洋人来中国者，自利玛窦以来，常受皇帝保护，彼等也奉公守法。将来若是有人主张反对敬孔敬祖，西洋人就很难再留在中国。”(57)接着他传谕全体在京的传教士：
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若教化王因此不准尔等传教，尔等既是出家人，就在中国住着修道。教化王若再怪你们遵利玛窦，不依教化王的话，教你们回西洋去，朕不教你们回去。倘教化王听了多罗的话，说你们不遵教化王的话，得罪天主，必定教你们回去，那时朕自然有话要说。说你们在中国年久，服朕水土，就如中国人一样，必不肯打发回去。教化王若说你们有罪，必定教你们回去。朕带信与他，说徐日升等在中国，服朕水土，出力年久。你必定教他们回去，朕断不肯将他们活打发回去……朕就将中国所有西洋人都查出来，尽行将头带于西洋去。设是如此，你们的教化王也就成了教化王了。(58)“礼仪之争”中一些传教士的表现也令康熙恼火。先是阎当，不懂中国文理，却信口雌黄，康熙说他“愚不识字，擅敢妄论中国之道”，“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论中国经书之道，象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一点根据。”(59)后是德理格擅自改动康熙给教宗的信，使康熙大怒，认为“德理格之罪，朕亦必声明，以彰国典”。康熙将他称为“奸人”，“无知光棍之类小人”。(60)
由此可以看出，康熙让白晋研究《易经》是和“礼仪之争”紧紧相关的。康熙想通过白晋的研究在这场争论中找到一些应对手段，因为需要说服的不仅有阎当、刘应这样的传教士，甚至还有罗马教廷。这个工作由传教士来做当然要比中国文人做更好。白晋既得康熙信任，又通中国文理，自然是为合适人选。
四康熙对白晋的影响
白晋的《易经》研究是在康熙直接指导下展开的，因此康熙的思想对白晋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通过《易经》研究，白晋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有所变化。
白晋在《古今敬天鉴天学本义自序》中写道：“天学者何乃有皇上帝至尊无对、全能至神至灵，赏罚善恶至公无私，万有真主所开之道，人心所共由之理也。盖上主初陶人心，赋以善良，自然明乎斯理。天理在人心，人易尽其性而合于天。磋乎！未几人心流于私欲，获罪于天，离于天理而天理昧。至仁上主不忍人之终迷也……乃以天道之精微明录于经，以启世之愚象。”(64)这是白晋在康熙四十六年的文字和思想，从中可以看到，文字是中国的，但思路和逻辑完全是西方的，是《圣经》的伊甸园原著、先祖原罪、天主救赎思路的中国式表述。在对中国典籍的了解上，《天学本义》基本上是对中国典籍的择录和对民间俗语的收集，全书的逻辑结构完全是西方的，是天主教神学的构架，和中国本土思想没有太大关系。因此，在康熙安排白晋研究《易经》的初期，白晋仍停留在原有的思想上，其研究结果使康熙很不满意。康熙在和素、王道化的奏书上批注说：“览博津书，渐渐杂乱，彼只是自以为是，零星援引群书而已，竟无鸿儒早定之大义。”(65)这里的“自以为是”，是说白晋完全按西方那一套来写，逻辑是西方的，只是引些中国古书，但对儒家本义并不理解。康熙把这个想法也告诉了在京的其他传教士，因为此事事关重大，传教士决定把远在江西的傅圣泽调到北京，协助白晋研究《易经》。康熙五十年六月十日和素奏报：“远臣苏琳、吉利安等跪读皇上谕旨：至博津所著《易经》内引言，恐日后必为本教人议论。钦此。将书退回。臣等同样议：皇上洞察细微，深爱臣等，为我等深谋，臣等感激天地。惟臣等均不谙《易经》，故先颁旨。俟江西富生哲（傅圣泽——引者注），再与博津详定，俟皇上入京城，进呈御览。为此谨奏。请皇上指教。”(66)这说明傅圣泽进京不仅仅是白晋的意见，更是在京传教士的集体决定。不久，和素也向康熙谈了对白晋研究成果的看法：“奴才等留存博津所著《易经》数段，原以为其写得尚可以。奴才等读之，意不明白，甚为惊讶。皇上颁是旨，始知皇上度量宏大。奴才等虽无学习《易经》，虽遇一二难句，则对卦查注，仍可译其大概。再看博津所著《易经》及其图，竟不明白，且视其图，有仿鬼神者，亦有似花者。虽我不知其奥秘，视之甚可笑。再者，先后来文援引皆中国书。反称系西洋教。皇上洞鉴其可笑胡编，而奴才等尚不知。是以将博津所著《易经》暂停隔报具奏，俟皇上入京，由博津亲奏。”康熙同意和素的这个看法，批示：“是。”(67)和素的看法反映了康熙的思想，也说明白晋此时的《易经》研究还未进入角色，尚不能从内在的精神实质上把握《易经》。前引梵蒂冈所藏文献“七月初五日”条也说明这一点。因此康熙告诫白晋要“细心校阅”中国书，不能“因其不同道则不看”。
以上材料说明，白晋在康熙指定他研究《易经》初期仍未找到中西思想的结合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十分有限。康熙的批评对白晋产生影响，此后白晋的《易经》研究出现新的变化，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认识有所加深，索隐派的思想也更为成熟和圆润。他在《易纶·自序》中讲到《易经》在中国文化的地位时说：
大哉！易乎，其诸经之本，万学之原乎。《传》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前儒赞之云，其道至广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诚哉！易理至矣，尽矣，无以加矣。十三经《书经》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三代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实之为大训。《正义》曰夏商周三代之书，有深奥之文，其所归趣与坟典一揆。《图书编》五经序云：六经皆心学也，说天莫辩乎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孰非心乎，孰非圣人之心学乎？是知诸经典籍之道，既全具于易，皆实惟言天学心学而已。(68)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此时白晋对中国传统文献，如孔颖达《五经正义》等较为熟悉，这同他写《天学本义》时已有所不同。他在1715年的一封信中说道：“我的研究就是要向中国人证明，孔子的学说和他们的古代典籍中实际包含着几乎所有的、基本的基督教的教义。我有幸得以向中国的皇帝说明这一点，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学说和基督教的教义是完全相同的。”(69)从中可以看到，白晋终于在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间找到了一条通道，将二者完全合一。显然，此时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比过去加深了，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这恐怕是康熙所始料未及的。
来源：周易文化网
